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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三国 | ||||||||||||||||||||||||||||||||
作者:问天,更新时间:2007-1-30 7:54:00,完成字数:820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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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口赋、算赋，对人征收，属于人头税性质。按人头征税，最先开始于秦代。据史载：秦代曾使税吏挨家挨户按人头数收税，用一种竹制的箕收敛，充作军费，至于是否有男女老少之别，收多收少之差，史无记载 汉代的口赋又叫口钱，征收对象是七岁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汉代规定，凡适龄的少年儿童，不论男女，每人每年要交纳口赋钱二十，充作皇室收入。汉武帝时，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加重口赋的征收，纳税年龄提前到三岁即要负担口赋，征课额也增为二十三钱，增加的三钱作为车马兵器之用，即作为军费开支。由于口赋的加重，人民难以负担，致使有些民户生子辄杀，制造了很多惨剧。但这种严重的社会现象，却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一直维持到汉元帝元年(公元前48年)，由于贡禹的建议，才又恢复到七岁起征。但口钱数额并未减少，每人每年仍征二十三钱。 对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征收口赋。如东汉时，对武陵蛮夷地区的儿童，每口收 布二丈 |
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学者多半都认为古代的中国没有生产玻璃的技术，并推断许多出土的玻璃器皿都来自埃及、伊朗等地。从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寻找玻璃的影子，也可以屡屡发现玻璃由西域传入的情况。如《魏略》中有“大秦国（即罗马帝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魏书》中还有：“波斯（即伊朗）出金瑜石、珊瑚、琥珀、东渠、玛瑙、多大珍珠、颇黎、琉璃。”更有西晋文学家潘尼留下了《琉璃碗赋》，其中盛赞“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而远来的玻璃盛器明澈精美，“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 台湾的张宏实先生在其著述《战国琉璃 璀璨古珠》中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29年的某一天，在中国河南传教的怀特先生（Winter.W .C）有了重大发现。他闲逛集市时收购了一些质朴而华美的琉璃珠。这位基督教司教早年曾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的考古学系，他直觉这些珠子来历非同寻常，并锲而不舍地找到了出土它们的洛阳金村。后来，通过同位素检测等科学手段，几位玻璃专家发现怀特找到的玻璃珠属于战国时代，里面含有大量的铅、钡，完全不同于同一时期的西亚玻璃。如玻璃起源的传说所述，西亚的玻璃制作时需要大量的钠，属于钠钙玻璃。他们回顾玻璃史并根据玻璃的成分演进分析，西方的玻璃含铅量微乎其微，而高钡玻璃更是在19世纪才出现。于是，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玻璃珠当属中国本土制造。 2002年夏天，在南宁召开的中国南方古玻璃研讨会上，中科院院士干福熹发布了中国古玻璃研究方面的又一个成果。他说，尽管我国古代玻璃以“铅钡玻璃”为主，但在广东、广西出土的玻璃大多是高钾低镁玻璃。这些古玻璃的氧化镁含量仅有0.06%至1.0%，也属世界罕见。因为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出土的玻璃，氧化镁含量高达3%至9%。这再一次说明我国古代玻璃是用国内原料自己制造的。 如此，中国制作玻璃的启蒙时期可以推算到春秋末战国初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大约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第一块玻璃晚上整整2500年。河南辉县玻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上镶嵌有3片玻璃，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镶有2片玻璃，它们差不多是中国现在已经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玻璃了。难以想像的是，这5片玻璃几乎见证了整个吴越春秋。 古代的中国人嗜玉如命，有专家分析他们在玻璃中加入铅和钡，是为了降低玻璃的熔点，并且增加其混浊度和光泽，使其外观上看起来更加像玉。也有一说认为玻璃是中国乞求长生不老时大兴炼丹术的副产品。因为炼丹炉温度高，而且里面有铅，所以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有载说：“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 在古代中国一直担当着贵族标志的玻璃中，有一些舶来品，也有一些纯属“中国制造”，但是，玻璃中加入铅和钡之后，易碎的它变得更加易碎了。大概因为很难制造而且容易失却，玻璃在那些时代一直是显贵和奢侈的代名词。想那勾践、夫差都是一方王者，其名剑上镶配的就是玻璃，玻璃该有何等尊贵！ 玻璃在古代中国曾有多种称谓。其中发音非常相近的就有琉璃、流璃、璧琉璃、陆璃、玻黎、琉琳、还有五色玉、药玉、罐子玉、水玉、水精等等。还有古籍赋予玻璃“明月”、“夜光”美名。 关于明月珠有一个传说：公元前400多年，湖北的随侯有一天乘船出猎，满载而归时突然遇到风浪。临危之际，才发现船头出现了一条大蛇，口含明珠感谢随侯数年前的救命之恩。大蛇送给随侯的这颗明珠光彩夺目，后人称之为“明月珠”或“随侯珠”。 《庄子》里曾经提及这颗随侯之珠，说“其质甚美”。《淮南子》中更把随侯之珠与和氏璧相提并论，上载：“譬如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贵，失之者贫”。随侯之珠美名天下，但是直至1976年随侯之墓出土人们才明白，它就是精致而华美的战国琉璃珠！ 在晋武帝统治时代，世风奢靡。石崇夸富、敲断晋武帝珊瑚树而后摆出数十棵认赔任选的故事广为流传。相较之下士大夫王济（武子）的奢侈生活鲜为人知。然而《世说新语》的“奢汰篇”并没有放过他。书上说，有一次，堂堂的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王济生活作风太过奢靡，“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晋武帝又妒又怒，饭没吃完就起驾回宫了。如此看来，判定他奢侈的一个铁证就是使用玻璃。 在中国古代，玻璃如此尊贵，一直高高在上于普通人的生活，它的生产一直没有成大气候。旋即，西域的钠钙玻璃涌入中国。这些玻璃比中国铅钡玻璃耐温性能好，更结实更耐用式样也更丰富。一时间，中国本土的玻璃价格被迫跳水，本来就不景气的玻璃业雪上加霜，而模仿西方玻璃的风气日益盛行。 直至明清，特别是清代，因为鼻烟壶前后约400余年的风行，中国玻璃才从沉寂中苏醒，并在世界玻璃史上留下了不少稀世珍品。 相传鼻烟和鼻烟壶是1581年由意大利人利玛窦带进中国的。鼻烟风靡一时，尤其是康熙、乾隆年间，从最高贵的帝王到最底层的贫民，无论贫富贵贱无不好之，甚至将其视为第二生命。于是鼻烟壶制造业应运而生。大概因为利马窦带来的鼻烟壶是玻璃胎的，加之玻璃质密不漏气、不会受潮，又透明，从外面就可以鉴别鼻烟的成色，所以在中国“制壶之始，仅有玻璃，余皆后起也”。 玻璃胎的鼻烟壶当时名为料烟壶，它是清代鼻烟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玻璃艺术家充分利用了玻璃晶莹剔透的艺术品质，把国画的创作借用于鼻烟壶这块方寸之地，留下了不少佳话。 明初始起灶的山东博山玻璃作坊，是有史可证的中国最早的玻璃作坊。相传博山的西冶街是玻璃作坊的集中地，在这条街的城门上就刻着“珍珠玛瑙翠，琥珀玻璃街”10个大字。该地生产的料烟壶，曾在欧洲名噪一时。 而第一个宫廷玻璃场也在鼻烟壶生产的黄金时代问世。清廷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设玻璃厂，隶属“养心殿造办处”，高薪聘请了德国传教士纪里安协助营建。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史实是，这位皇帝在建圆明园时在中国首次使了玻璃窗。不过，传世的料烟壶大都是乾隆时期及其以后的制品。其中的极品——料胎画珐琅彩鼻烟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当我们回顾整个玻璃史，可以发现在20世纪后期之前，全世界的玻璃制品，无一不是为了市场的需求而设计的。1962年，美国的哈维•利特顿开创性地打破了这一局面。他发起了玻璃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玻璃艺术工作室运动。他倡导玻璃工艺家不要为迎合消费者而工作，而要用玻璃来表达自己的美学观。 这个运动催生了一大批玻璃艺术大师：捷克的史丹尼史雷夫•李宾斯基和加柔史雷瓦•布勒赫瓦夫妇；意大利的李维•瑟古索；美国的戴尔•奇胡利等等。 1991年，台湾的传奇人物杨惠珊告别影坛，创办琉璃工房，并执著地给中国现代玻璃艺术品恢复它古老的名字——琉璃。其实分析琉璃的成分，它就是玻璃，而琉璃在中国明清时期所指并不是玻璃。 玻璃最让人陶醉的一点在于它的制作结果完全难以预料。经常会失败，但也有的时候，它会变成超越预期的一个惊喜。 在杨的推动下，10年之后，一如《药师琉璃光本愿经》中所说，“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琉璃在中国成了一种人格、一种精神和一种境界的象征。 而大陆一批人包括我也逐渐成为玻璃艺术的“俘虏”。前文已经述及，我在英国胡佛•汉顿大学学习玻璃工艺参观吹制工作室的时候首次感受到了玻璃吹制工艺的神奇。当时，我就和目睹这一过程的其他观众一样，禁不住跃跃欲试。但直到后来真正拿起了那根一米多长的重重的吹管，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他说吹制一件玻璃艺术品需要“20分钟再加20年”。 那是在以玻璃业闻名于世的意大利威尼斯姆拉诺岛上，众多参观吹制玻璃表演的游人中，我自告奋勇“抢”到了那根吹管站在窑炉口。可是它太重了！我恨不得恢复北京膀爷的造型。炉口的温度也太高了！烤得我的脸都疼痛起来，眼睛也根本分辨不出炉火与料液。胡乱地把吹管插入炉内取出料液后，手背已经烤得半熟，全身汗湿，狼狈不堪。于是全然顾不上它的造型了，我草草一吹了事，心底不得不佩服当年那位示范的艺术家吹制玻璃时魔术表演般的轻松自如。而简单地吹制一只灯泡还是比较容易的，吹制一件艺术品就很难了。说它需要20年的积累虽有些夸张，但6年以上的训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随着温度变化，玻璃可以在固态和熔融态之间渐变、逆转，这个性能赋予了它无限的可塑性和加工可能。而其加工工艺无非两大类：一类要将玻璃加热，称为热工，从某种角度讲，玻璃的美丽正是这样浴火而生，它的神秘也来自火的洗礼。另一类则是在室温下进行研磨、切割等，对应地称为冷工。几乎所有的玻璃艺术品都需要这两种工艺相结合，才能修成正果。 说起来，玻璃让我最心醉神迷的一点在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制作，它的结果是完全难以预料的。经常它会失败，成品与事先的预期相去十万八千里，让人垂头丧气，只能痛定思痛以后卷土重来。也有的时候，它变成了预期之外的一个惊喜，它比预期的还要绝妙、美丽，于是我会热血沸腾，犹如买彩票中了500万大奖。 特别是窑铸玻璃，因为成品的神秘被吊人胃口地放在了一个极其漫长而且繁杂的过程之后打开窑门的一刹那。等待一件新的玻璃作品出窑时的玻璃艺术家，常常就像徘徊在产房之外的准爸爸一样备受煎熬。而创作一件玻璃艺术品的成功率要比婴儿的存活率低得太多了 在西方人们相信玻璃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佳礼物。而玻璃的魅力从教堂的玫瑰窗就可见一斑。 我至今不能忘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圣马切尔大教堂里第一次看到彩画玻璃时的感受。当时，高大空旷、庄严肃穆却略带昏暗的欧洲著名古典教堂中，古板、单调、凝重的宗教氛围包围了每一个人，我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宗教令人窒息的权威。幸而抬起头，我发现这幽暗的教堂里隐隐约约有一丝丝迷人的光线。由这一丝丝光线牵引过去，映入眼帘的正是那宏大的美不胜收的彩绘镶嵌玻璃窗。在昏暗中突然看到这么瑰丽的、精致的玻璃，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从实用的物质角度衍生出的玻璃工艺品成了人们享受精神生活的一个层面。小到与服装搭配的挂件、耳环，大到用作装饰的背景墙等建筑材料，无不渗透着玻璃的享受价值……它使空间环境诗意般地艺术化，蕴含着浓郁的生活情趣。于是，人们在享受着可口可乐、麦当劳、电器、汽车的同时，能够叫出施瓦洛奇、康宁、琉璃公房、琉园、圣鼎、夏氏、匠门等玻璃品牌。玻璃已经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了。 |
更赋是对按规定应该服役而未能服役的人所征课的代役钱。汉代规定，每个成年男子都有服正卒、更卒和戍卒的义务；但不是一到服役年龄就要去服役，服役的人数也不需要那么多，当不需要服役或有钱不愿去服役时，可以按规定出钱代役，这种代役金叫更赋。 汉代的更赋，其征收标准是：(1)正卒：如不亲自服役，可纳钱二千，由政府雇人代役。(2)戍卒，如不服役，每人每年纳钱三百。由于戍卒的人数因国家劳务的多少和用兵情况不同而有增减，特别是东汉时，戍卒多征发犯罪之人充当，更赋的交纳和使用，不同时期有多少差别，这就使充作徭役的基金(更赋)有一部分余额，这个余额即归国家财政收入。 汉代的徭役，还有一项重要的措施：买复，即出卖免役权。买复始于西汉文帝，当时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买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就可取得免役的权利。汉武帝时多次许民买复，如元朔(公元前124—前123年)年间，因军费开支过多，府库空虚，于是允许人民交纳一定数量的奴婢后，免除终身服劳役的义务。元封(公元前109—前108年)年间，允许交粮食买得免役权。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又卖武功爵，分十七级，这次是收钱或黄金，凡买到规定的爵位后，可终身不服徭役，不纳更赋。 买复措施的实行，虽然国家可暂时获得一笔收入，但从长远看，对国家是不合算的。几十年后，元帝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因服役的人少了，给国家带来了困难。当然买复这一措施对富豪、权贵之家是有利的，但富豪之家免除了徭役，封建统治者就会把它加在劳动人民身上，使劳动者不胜其苦 |
吏员虽不算国家官僚机器的正式编制，有的连薪金也拿不到。按规定来说，他们不享有任何特权。但他们是封建政府的办事人员。催租催赋，摊派摇役，捕人缉拿，及处理各种民事，管理市场、关卡，都是吏员的事务。于是他们也有了相应的权力。而且吏员不受官僚那种回避乡里，几年一调转的限制，形成“为吏者传袭及子孙”，进而造成“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现象。北宋初年、全国吏员例不给禄食，但允许他们接受贿赂。熙宁三年（1O71年）开始走吏禄，当时京师诸司，每年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五年后，熙宁八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十倍，达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但吏员们受贿贪污依然如故。宋代有“吏强官弱”、“公人世界”的说法。吏员往往是地方基层的土皇帝、地头蛇。杜甫在著名的《石壕吏》一诗中，刻划了一个黄昏闯入农家、吓得老翁窬墙而逃的唐代恶吏的形象。这些人打着为国家办事的招牌，欺压百姓，揩足了油水。 欢迎光临本站,如果您在阅读作品的过程有任问题,请与本站客服联系 |
郎：帝王侍从官的通称。“郞”即古“廊”字，指宫殿的廊。郞官的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战国时始置，秦、汉相沿，有议郞、中郞、侍郞、郞中等名。秦、汉时最初属于郞中令(后来改光禄勋)，无定员，出身或由任子、资选，或由文学、技艺。东汉时，以尚书台为政务中枢，分曹任事的人通称为尚书郞，职责范围与过去的郞官不同。后世以侍郞、郞中、员外郞为各部的要职。《狱中杂记》：“而十四司正副郞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清代初年，刑部设十四个司，各司长官正的称郞中，副的称员外郞，总称“郞官”。 侍郞：官名。秦、汉时郞中令的属官有侍郞，本为宫廷的近侍。东汉以后，尚书属官初任称郞中，满一年称尚书郞，三年称侍郞。隋、唐以后，中书门下及尚书省所属各部都以侍郞为长官的副职，官位渐渐提高。明、清两代，递升至正二品，与尚书同为各部的堂官。唐代韩愈曾任刑部、兵部、吏部侍郞。《出师表》“侍中、侍郞郭攸之、费袆、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董允是侍郞。《谭嗣同》：“八月初一日，上如见袁世凯，特赏侍郞。 |
汉代对酒实行专卖，始于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建议“榷酒酤”。但只实行了十七年，因在盐铁会上遭到贤良文学的坚决反对，不得不作让步，改专卖为征税，每升税四钱。东汉时，因所属统治区缩小，又常遭水旱之灾，所以一再禁止私人卖酒，可见一般情况下实行的是私人经营国家征税制。 西汉的专卖政策，是同汉代的国策相适应的，特别是汉武帝时，为了满足其安边扩土的需要，广开财源，所以，对盐、铁、酒实行专卖，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汉代的专卖政策确实为国家财政带来了好处，解决了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有助于增强力，有助于国防建设和边境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对汉代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盐铁在专卖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弊病，主要是价格太高，民多不便；铁器质量粗劣，又无选择的余地；有时还征调人民去服徭役。 |
车船税：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的税。此税始于西汉武帝年间，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初算商车”。征收的对象为商人和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以外的其他车、船所有者。凡商贾的轺车(由一匹马驾驶的轻便车)每辆二算；其他人有轺车者，每车一算；如属官吏、三老、北边骑士，其占有的车不征税。五丈以上的船征一算。 汉武帝的缗钱令，首先针对当时的商人和手工业主，对他们所有的钱、物征税，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扩大了征收范围，凡豪家及中产之家的财产，包括缗钱商货、车、船、田宅、牲畜、及至奴婢等，均在征税范围，需要一一评定，汇总征税。这种做法，必须遭到豪富巨商的抵制；或以多报少，或匿而不报，不愿分财以应国家之需。其实，汉武帝早已估计到这个问题，颁布税法时，即有罚则规定。所以，当豪富巨商争相匿财时，汉武帝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并任命杨可主持告缗工作，鼓励大家揭发检举偷、漏税之人；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还出赏格，对告缗者赏给查出财的之半。其结果，“杨可*缗遍天下”，中层以上之前大抵皆被告，国家因此而得到大批财物。抄没来的财物上亿，罚没的奴婢千多万，没收充作公田的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宅亦相应没收。不过，算缗、告缗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因为商贾中产以上大多数都被告受罚，以至于破产，造成商民讲究吃喝的多了，从事蓄积的少了；同时，从事车船运输贸易者也少了，导致商品供应紧张，物价上涨。总之，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从长远看，势必影响国家收入的增长。 |
以下安年号，庙号，名字，即位时间，即位年龄，在位年数，死时年龄，世系，备注排列 建武、建武中原世祖刘秀25，32，33，64。南阳蔡阳人，汉高祖九世孙，父刘钦为南顿令新莽末年起兵，公元25年称帝，定都洛阳 建武中原、永平显宗刘庄57，30，19，48。光武帝第四子以皇太子嗣位 永平、建初、元和、章和肃宗刘75，18，14，31章帝第五子以皇太子嗣位 章和、永元、元兴穆宗刘肇88，10，18，27。章帝第四子以皇太子嗣位 延平孝殇皇帝刘隆105，1，1，2。和帝少子即位时，生仅三个月，在位时间实际八个月 延平、永初、元初、永宁、建光、延光恭宗刘gu106，13，20，32。章帝孙，父清河孝王刘庆殇帝死，邓太后策迎刘gu进宫，为和帝嗣 延光、永建、阳嘉、永和、汉安、建康敬宗刘保125，11，20，30。安帝子原封太子，后被废为济阴王，安帝死，宦官孙程立以为帝 建康、永嘉孝冲皇帝刘炳144，2，1，3。顺帝子在位时间实际五个月（以皇太子嗣位） 本初、永嘉孝质皇帝刘zan145，8，2，9。章帝玄孙，父渤海孝王刘鸿冲帝死，梁太后与大将军梁冀密谋迎刘zan进宫，封建平侯，即位 本初、建和、和平、元嘉、永兴、永寿、延熹、永康咸宗刘志146，15，22，36。章帝曾孙质帝死，梁太后与大将军梁冀密谋迎刘志，立为帝 建宁、光和、中平孝灵皇帝刘宏168，13，22，34。章帝玄孙桓帝死，无子，窦太后与窦武迎刘宏即位，窦太后临朝 光熹、昭宁（废）少帝刘辩189，15，1，16。灵帝子189年九月，董卓废刘辩为弘弄王，190年使郎中令立儒zhen杀之。 永汉、中平、初平、兴平、建安、延康孝献皇帝刘协189，9，32，54。灵帝中子由董卓拥立即位，220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废献帝为山阳公 copyright © http://www.hanaga.com/All Rights Reserved 汉龙河神实业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
汉代，除了向人民征收财产税、消费税，并通过专卖取得收入外，还让地方贡献和纳酎金。贡献，是指各诸侯王、郡国把他们本地生产的特产，定期或不定期地贡纳给帝王。贡献数量，由各诸侯、封君自定。但除了重灾之年经特许免贡外，每年都要贡献。 酎金，指皇帝在每年八月祭祀宗庙时，各诸侯在参加助祭时所献的金钱。从原则上说，酎金不具有税的性质。史载汉武帝制定《酎金律》，规定以正月旦作酒，八月始成，叫酎酒。此时，皇帝亲率群臣祠祭宗庙。诸侯必须献金助祭，交纳数额，诸侯、列侯各以其辖区的人口数计算，每千人献金四两，人口不足千口的也交四两。在参加助祭时，将金交少府。至于九真、交 、日南则用长九寸以上的犀角及 瑁甲一，郁林用三尺以上象牙及翡翠各二十，代替金四两之数。汉代黄金一两为六百二十五钱(黄金一斤值万钱)，四两为二千五百钱。当然，这笔钱真正的负担者不是诸侯，而是人民。按规定，千口人分担四两，则每人为二个半钱，就这点来说，负担不算重。如果同别的负担在一起，那么人民的负担就重了。 汉代，对违反《酎金律》规定的，要给予程度不同的处罚，包括经济制裁和刑罚。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因诸侯所献酎金成色不好，重量也不足，结果，汉武帝命令“王削县，侯免国”，被夺爵者达一百零六人。 |
汉初，负责全国财政的主管官仍叫治粟内史。景帝时改为大农令，武帝太初时改为大司农。王莽时改为羲和(后改为纳言)，东汉时仍称大司农。一切财政税收事项，都由大司农汇总。年终造册报皇帝。大司农之下，又分设若干职事官，分管收入、储存、调度等工作。汉代在地方设太守总管一切，下有专管财政的丞，县有县令(长)，管一县之事。县下设乡，乡有啬夫，他要了解全乡民户的贫富、丁壮的多少，土地的肥瘠和占有状况，然后按户等差、劳力强弱，评定各户应负担的赋役。史载“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至于乡佐，属乡的员吏，其职责则是具体办理赋税征收事务。 汉代还规定：凡郡县出盐多者设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有水池及鱼利多的地方置水官，主收渔税。所在诸县，均设置官吏办理有关事项。可见，盐官、铁官、工官、水官皆置于郡县，主要职责是负责对盐铁、手工、水产等项进行管理和征税。设官置署的原则是随事置吏，即根据需要设置机构。 汉代少府，其职责同秦代相同，在税政方面，主要是掌管对山林、园囿、江湖，以及大海等出产物的征税，这些收入专供皇室及封君生活之用。 |
西汉初置县，因西周“八士”之一“南宫适”曾隐居此地，取名南宫县，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现为南宫市。普彤寺、普彤塔始建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坐落于翼洲，即现代的河北省石家庄两百里的南宫市。普彤寺是河北乃至全国最早的寺庙，它比号称“中国第一寺”的洛阳白马寺的建寺时间还早一年，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 欢迎光临本站,如果您在阅读作品的过程有任问题,请与本站客服联系 |
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趋避之”，东汉党人并不矫情，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用生命而非笔墨去诠释道义！面对杀身之祸，党人所表现出的坦然赴死的气节与风范，绝非常人所能为。东汉党人的代表人物李膺和杜密皆因舍生取义而名垂青史。 杜密，字周甫，颍川阳城人也。为人厚道，少有厉俗志。 杜密少时就显露出了特有的才华，怀有改革时弊的雄心壮志。成年后，因才华出众，杜密受到朝廷重用，被派到河北北部任代郡太守。随后，杜密又几经升迁，先后任山东泰山太守、北海相、尚书令、河南尹、太仆等官职，最终位及人臣，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官员，成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 杜密为官一向清正廉洁，执法严明，且知人善任。在“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社会，“官官相护”之风盛行于官场，官家子弟违法犯罪后由于无人愿意去得罪，往往逍 遥法外。杜密却从不徇私情，对官家子弟有为奸做恶行为者，“皆加收捕”，与庶民百姓一视同人，严厉查办。在担任泰山太守、北海相时，杜密就以捕治作恶多端 的仕官子弟而闻名全国。 对于人才，杜密又是一位慧眼识得千里马的“伯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郑玄，虽然家境十分贫寒，却勤奋好学，很快就在经学上有了一定造诣。然而成年后，郑玄不得不为生计奔忙，18岁时弃学出仕，充任乡里主管收税、徭役等事务的小官，其间始终刻苦攻读不辍。 郑玄21岁时，杜密任北海相途经高密，发现郑玄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诵经求学，其虔诚认真的精神，让杜密极为赞赏。杜密认定郑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为郑玄提供了学习深造的机会，使他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 在杜密的大力扶持下，郑玄结束了乡吏生涯，踌躇满志地踏上了游学之路，足迹遍及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还就学于名儒马融多年。郑玄学成返回故乡时，马融对 弟子们说：“我的学问都随着郑玄东去了。”至40岁，郑玄以“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而闻名遐迩，“山东（太行山以东）学人无有出其右 者”，成百上千的人投其门下，拜他为师。郑玄对经学的研究兼收并蓄，博大精深，著作等身，“凡百余万言”，学者无不叹服，称其为“经神”，其学说被称为 “郑学”，郑玄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身正气、心系天下黎民苍生的杜密被人们口碑传诵，时人称誉其为“天下良辅杜周甫”。 |
在戏剧和图面中，诸葛亮都是身披八卦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姿态。据民间传说诸葛亮的八卦衣是他勤奋好学，师母所赏赐。 诸葛亮少年时代，从学于水镜先生司马徽，诸葛亮学习刻苦，勤于用脑，不但司马德操赏识，连司马的妻子对他也很器重，都喜欢这个勤奋好学，善于用脑子的少 年。那时，还没有钟表，记时用日晷，遇到阴雨天没有太阳。时间就不好掌握了。为了记时，司马徽训练公鸡按时鸣叫，办法就是定时喂食。诸葛亮天资聪颖，司马 先生讲的东西，他一听便会，不解求知饥渴。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想让先生把讲课的时间延长一些，但先生总是以鸡鸣叫为准，于是诸葛亮想：若把公鸡呜叫的 时间延长，先生讲课的时间也就延长了。于是他上学时就带些粮食装在口袋里，估计鸡快叫的时候，就喂它一点粮食，鸡一吃饱就不叫了。 过了一些时 候，司马先生感到奇怪，为什么鸡不按时叫了呢？经过细心观察，发现诸葛亮在鸡快叫时给鸡喂食。司马先生在上课时，就问学生，鸡为什么不按时叫鸣？其他学生 都摸不着头脑。诸葛亮心里明白，可他是个诚实的人，就如实地把鸡快叫的时候喂食来延长老师授课时间的事如实报告了司马先生。司马先生很生气，当场就把他的 书烧了，不让他继续读书了。诸葛亮求学心切，不能读书怎么得了，可又不能硬来，便去求司马夫人。司马夫听了请葛亮喂鸡求学遭罚之事深表同情，就向司马先生 说情。司马先生说：“小小年纪.不在功课上用功夫，倒使心术欺蒙老师。这是心术不正，此人不可大就。”司马夫人反复替诸葛亮说情，说他小小年纪，虽使了点 心眼，但总是为了多学点东西，并没有他图。司马先生听后觉得有理，便同意诸葛亮继续读书。 司马先生盛怒之下烧了诸葛亮的书，后经夫人劝解，又 同意诸葛亮来继续读书。可没有书怎么读呢？夫人对司马先生说：“你有一千年神龟背壳，传说披在身上，能使人上知千年往事，下晓五百年未来.不妨让诸葛亮一 试.如果灵验，要书作甚？”司马先生想到把书已烧了，也只好按夫人说的办。 诸葛亮将师母送的神龟背壳往身上一披，即成了他的终身服饰——八卦衣，昔日所学，历历在目，先生未讲之道，也能明白几分。 |
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特别是文帝时，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决定把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官，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盐铁官营后，严禁私人铸铁和煮盐。自从盐铁官营后，汉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商人，经营不善，往往产品质量低，价格昂贵，贫民购买不起。 汉武帝死后第六年，即公元前81年，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曾议罢盐铁官营事。会议的结果，取消了酒的专卖和关内铁官，对官营政策作了很大的调整。 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往来烦难，“或不偿其费”。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做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物价，并获取收益。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
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比天子，威胁中央。吴楚七国之乱时，铸币便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 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这次新铸的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 综上所述此时铸造私钱，假币都是违法的，只能暗箱操作，如果公然宣扬，甚至另铸他币，并且还上缴中央政府只能是公然造反了，如果再加上此时不是在董卓乱政即190以后，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且，老百姓也不会认得，此事可以用解放前边区票不如袁大头通用引证。 |
臧霸，字宣高，费县方城镇一带人，是三国时期曹操手下著名大将。曾任琅琊相，类同临沂地区行政长官第一把手。他为人正直义气，李景星在《四史评议•三国志》中，称他为“气节之士”。 据《三国志》记载：方城镇古城里村在三国初年是泰山郡华县县城，臧霸的父亲臧戒在县城当管理牢狱的小官，因为性情刚直，反对泰山郡太守徇私杀人，被逮捕押送泰山郡府。年仅18岁的臧霸听说后，非常气愤，召集了十几个要好朋友前去追赶，在费县西部山道上将父亲劫回。臧霸勇猛异常，当时100多名押送士兵，无一人敢上前阻拦，纷纷抱头鼠窜，各自逃命。 臧霸和父亲不敢回华县，只得流亡东南郯城一带。为混饭吃，参加了徐州太守陶谦的队伍，不久升为骑都尉。当时，官军和黄巾军作战频繁，有本事的人往往自成一军。臧霸作战勇敢，正直义气，成为一方统帅，士兵敬服归奔，于是拥兵自立，驻扎在临沂市北峨庄一带。 曹操讨伐吕布时，霸率部将孙观、吴敦、尹礼助兵吕布，吕布失败，霸隐藏，被曹操寻得，不但不杀他，反而非常喜欢他的勇武，派他招集旧部，并委他为琅琊相，兼理青徐二州。 曹操的部将徐翕、毛晖在兖州叛乱，失败后逃奔臧霸，曹操派刘备告诉霸，要他把徐、毛二人的首级送去。臧霸对刘备说：“我所以能自立于世，就是因为不做这样伤仁害义的事。我受曹公不杀之恩，不敢违他命令，但王霸之君可以义告，不可强迫，请你替我向他说明！”曹操听了汇报，后来感叹地对霸说：“这是古人的行为，你能做到，这也是我的愿望呀！”遂不杀徐、毛，反将他们封为郡守。臧霸也以仁义受到曹操的器重。在此后的征战中，臧霸屡建战功，皆得封赏，先后封为都亭侯、威虏将军沛国公等。 在讨伐东吴孙权的战斗中，霸顾全大局，舍生忘死，深得曹操赞赏，拜他为扬威将军假节。后来孙权乞降，曹操大军返回，独留臧霸和夏侯淳驻守居巢等地。《三国演义》电视中见不到他，是因为几次重大战役时，他被曹操派到芒砀山区剿办土匪去了。 曹操儿子曹丕即位，升这位老前辈为镇东将军，进爵武安乡侯，又为执金吾。国家遇有大事，曹丕就请他拿主意，一时成为朝中重臣。死后，朝廷加封“威侯”。 |
两汉的专卖事业，包括盐、铁和酒三类。 盐铁产品，为山川、井、池所出，汉初，采取放任政策，任民采铸，官府只向他们征收少量的税，作为皇室收入的来源；如系在皇族、王侯封地之内，盐铁税为封君征收，作为封君、公主的私奉养。 盐、铁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在自由放任政策之下，利之所在，豪富权贵争相竞取，致使公私受困。汉武帝时，改为专卖，由国家控制经营。 实行专卖的原因。 西汉对盐铁实行专卖，原因很多，主要有如下两个： 第一，边防经费开支过大，国家财政困难，需要筹集财政资金。汉武帝时代，由于对外多年用兵，人力、物力消耗很大，一年费用动辄是数十万、数百万，国家蓄积不几年即被用完，财政发生困难。实行盐铁专卖，收取专卖利益，是为了巩固国防的一项长远之计。这项收入不需要向百姓别外征税，是“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的办法。 第二，将商人之利收归国家，限制商人的兼并活动。汉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盐铁也采取放任政策。一些贵族、豪商趁机垄断盐铁经营，只向官府交纳很少的税甚至不交税，因而积累了巨额财富。例如汉高祖的侄子吴王濞，通过冶铜铸钱，煮海为盐，成为巨富，并蓄谋夺取中央政权。对于这个问题，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等作为一条教训进行总结，他说盐铁放任的结果，“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所以，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重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兼并，是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重要措施 |
九品中正制是沿袭了东汉乡里评议的传统，在战乱时期人士流移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也是适应曹魏初期政治的特点而产生的。 东汉时孝廉察举是地 方士人进入仕途的一条重要方式，其依据是乡里评议。汉代已有以九品之法区分人物优劣。如《史记·李将军传》，李广从弟李蔡，“为人在下中，出广下甚远”。 司马贞注：“以九品而论，在下之中，当第八”。又《后汉书》卷九八《许劭传》：“少峻名节，好人伦，……故天下之拔士者，咸称许郭……初劭与靖（从兄许 靖）俱有高名，好共檄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乡里评议掌握在清议名士手中，他们甚至干预政府用人，互相交结。这些名士又往往 是地方大族或受大族支配的人，他们交结在一起，任意臧否政治（人物），形成一股浮华之风。 东汉末年，代表中央政权的曹操有不少压制豪族名 门浮华风气的举动。曹操并非名门，其祖父是与名士对立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因此曹操必须压抑以清议名士为代表的地 方豪族势力，破坏朋党交游便是其一举措。如205年，曹操平袁绍之后发布了一道命令：“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 足，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 除，吾以为羞。”（《三国志·魏志》卷1，又《意林》卷五引魏文帝《典论》） 但在战乱时期，曹氏政权还须依*地方名士，因为他们在乡里有 较高的声望，完全废除乡里评议是不可能的。曹氏政权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清议纳入政权轨道，使名士与政权合作。这样以设立中正官专门执掌品第人物以备仕进参 考的方式，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便对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议也便合法化，从而为其发展势力创造了条件。当然，从另一个 角度来说，便是黄巾起义之后，人士流移，政府选举无法考查乡里的批评，故政府专设一官以司其职。这一点为当时人说法，在我看来，未必如此。因为中正官最初 也是须以乡里评议为基础的。 以品第之法选拔官吏，始于曹操，且已成一制度。如《后汉书·刘表传》：“及曹操到襄阳，（刘）琮举州请降…… 乃释（韩）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礼待。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而鲁肃的一段话更能佐证。《三国志·吴志·鲁肃传》：“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 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牍车，从吏卒，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 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后出现的。《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魏初之中正官，州为州都，郡国为中正。如《太平御览》卷265引《傅子》：“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评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 总其议”；又引应琚《新论》曰：“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闾与郡县，希足束如马齿，生不相识面，何缘别义理”；又引《吴志》：“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 公平，即州都也。”如果说上面关于郡中正的论述还有点空泛的话，那么下面便是魏初正始前王嘉、时苗任郡中正的记载。《三国志·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 以吉茂、时苗等人为《清介传》，传曰：“……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 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又：“时苗字德胄，钜鹿人也。……还为太官令，领其郡中正，定九品，于叙人才不能宽，……为令数岁，不肃 而治，迁典农中郎将。年七十余，以正始中病亡也。” 上面的材料同时也表明，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而且是现任官兼。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曹氏政权的目的，即把易以形成朋党浮华之风的名士私家评议收归政府统管，由郡长官推选现任官兼任中正，职掌人物的品第。 中正品第人物，必须提供三个项目：一家世，一状，一品。《太平御览》卷214引《晋阳秋》：“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表明魏时已重家世，但还不是唯一标准。 曹操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多次颁布唯才是举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虽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学。如《宋书·恩幸传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汉代选举已参考状。状是一个人道德才能的具体叙述。中正所作的状往往止一二句，是为总的评语。 品是根据家世和行状综合作出的评定。品分九等，而一品是虚位，二品实已为最，初期二、三品仍属上品。这里的品是“中正品”，与官品是不同的。 魏初，中正定品尚重乡论。 曹魏初期中正以郡为基层，郡中正是真正发挥品第人物作用的，它们尚为地方士族所专控，而州都只不过总其议罢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门大族尚没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为其服务。但在曹芳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 |
“尚书”在秦汉时期原是皇帝身边的小官，原属少府所管，一直由宦官充任，到汉成帝时才改用士人，一般人对此是不屑一顾的。《后汉书*百官志》引《决录注》说： 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光武帝刘秀）始改用考廉为郎，以考廉丁邯补焉。邯称病不就。诏问：实病，羞为郎乎？对曰：臣实不病，耻以孝廉为令史职耳。世祖怒曰：虎贲灭头杖之数十！诏问：欲为郎不？邯曰：能杀臣者陛下，不能为郎者臣！ 士人宁死不做尚书郎，可见其地位的低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东汉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提高尚书的地位。据谢承所著《后汉书*郑弘传》中所载：尚书郎旧典秩满迁令长，郑弘为仆射，奏以台职任尊而赏薄，人无乐者，请使郎补二千石。这样，尚书的职位一下子提高了好几级。 光武帝刘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措施，使尚书台的职权日渐其重，地位也随之提高，乃至于公卿御史中丞以下，遇尚书令、仆、丞、郎，皆避车豫相避。台官过，乃得去。⑻特别是其中的吏曹（按，后改称吏部），负有选举士人任命官吏的职责，更是重要的职位。整个东汉时期，吏部尚书一职几乎为世家名儒所垄断，一般人是无法染指的。 御史中丞本来是御史大夫的属官，职位也不高，仅千石。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后，御史中丞便成了御史台的主官，原由御史大夫所执掌的监察纠众官的职责便由御史中丞承担。实际职权的提高，使这一职位越来越重要，人选也越来越严格。当时的人把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台合称为三独坐 |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吏治最腐败，王朝面临全面崩溃之日，也就是外戚、宦官专机之时。翻开二十四史，吕氏夺权，武则天篡位，慈禧临朝等等外戚干政事件屡见不鲜。再以宦官专权而言，从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东汉十常侍乱政，唐代高力士弄权，到宋代童贯统辖禁军，明朝魏忠贤大肆淫威，再至晚清李莲英飞扬跋扈，宦官乱政问题一直很严重。历史上，宦官对封建王朝破坏大多起加速作用。为什么外戚宦官干政意味着封建王朝的自发破坏呢？从官僚政治结构来看，外戚和宦官本是封建王朝的异物。他们的来源与封建王朝是不相容的。封建官僚是经过一定的仕途选拔出来的儒臣。他们有相当的封建文化素养，又经过国家机构的统一选拔，方能入仕参政。而外戚与宦官则凭着自己是皇帝宠爱信任的人，便参与朝政，从最高层干预国家政治生活，这本身就意味着封建王朝的破坏。它使得儒臣与外戚、宦官在维护封建王朝还是破坏封建王朝的立场中，处于天然对立状态。这一点，外戚和宦官心里也很清楚。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追求与其相应的经济利益，他们总是要包围皇帝，设法使皇帝远离儒臣。 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时就对其他宦官传授了盗用皇权的策略。他说，侍候皇帝的要点就是不能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空必读书，接近儒臣，这样“否属恩且薄而权轻矣”。应该用声色犬马、宝物财货“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于享受，那么使“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正因为外戚和宦官是一体化内部的异物，所以外戚和宦官的权势膨胀到相当程度以后，他们就势必和依照宗法一体化结构组成的儒臣不相容。这时，他们便会越发利用权势提拔亲信，进一步破坏封建王朝。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剧矛盾，加速吏治腐败，最终酿成内乱。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汉章帝死后，窦太后临朝称朕，外戚窦宪便总揽大权。窦姓亲属及其党徒纷纷出任朝官与地方官，造成大批儒生不能入仕的局面。公元92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杀了窦宪。结果宦官集团又借翦灭外戚势力之机，掌握了朝政大权。宦官当权后，大事镇压杀害儒生，制造党锢之祸。以后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持续不断。继外威窦宪——宦官郑众之后，还有外戚邓隲——宦官江京、李国——外戚阎显——宦官孙程——外戚梁冀——宦官单超，一直折腾到东汉灭亡。 唐代自公元820- 826年，七年之中，就有宪宗、敬宗两个皇帝为宦官所杀。自唐宪宗82O年被杀到公元903年，唐代共有八个皇帝，除敬宗一人是以太子继位外，其余七人全是各派宦官根据自己的需要拥立的。这表明唐代后期，一体化结构已被宦官干政所破坏了。明代司礼太监刘瑾专权，于1508年将三百多名国家在职官员投入狱中，1509年又剥夺了六百七十五个官员的诰勅身份。刘瑾破坏一体化结构可谓肆无忌惮。他夸口说：“满朝公卿，皆出我门”。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更是不可一世，被他的走卒呼为“九千五百岁”，各地修建生祠供奉。魏阉官僚们，也以镇压东林党人为能事，把东林人士和一些正直不阿的文臣武将编入名册，加以杀戮或免职。 这些情况表明，外戚与宦官是宗法之外的势力。他们在得势时便要挟制皇帝，打击儒臣，破坏封建王朝。这时，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危机四伏的局面。 既然外戚和宦官是明显破坏封建王朝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为什么会包含到封建王朝之中，并且必然膨胀呢？关键在于，外戚和宦官是由皇权的放大而带入封建王朝的。皇权尽管在封建王朝中担负着不可取消的调节使命，但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与其所担负的调节任务不相称。朱元璋总揽大权后，每天要批阅奏章一百四十余件，此外还要处理几百件政务。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调节能力，最大不能超过他所能堵塞的系统变异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选择能力。皇帝为了放大自身的调节能力，不得不依*某种力量。 外戚虽然不是皇统正宗。但他们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宦官地位低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又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因此，皇权利用外戚、宦官来监督控制官僚机构也就是一种不可避兔的选择。从短期看来，它可能是有效的，这两种势力也还可以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长期使用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封建王朝自身的破坏，甚至皇帝本人也成为傀儡并身受其害。这是一种历史的意志。只要存在绝对皇权的调节作用，那么不管皇帝多么英明、多么警觉，宦官或外戚专权总是要出现的。 宦官为害最烈的要算明代。可是明初对宦官干政防范也最严。朱元璋鉴于历史教训，曾经制定了严禁后妃、宦官干政的法规，以绝后患。洪武5年在宫中悬挂刻有训戒后妃条例的红牌，明文禁止后妃问政，洪武17年又颁布了“祖训”，在宫内置高三尺的铁碑，上铸有“内目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并规定宦官不得任文武官，请官也不得与宦官有文件往来，宦官官位不能超过四品，并不准其读书识字。朱元璋在制度上堵绝外戚和宦官干政，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了。但后果又如何呢？由于无限君权和皇帝有限调节能力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就使得宦官和外戚二者之中总有一个成为皇权延伸的借用力量。明代外戚干政的禁令做得比较好，但皇帝不用外戚，就只能用宦官。宦官干政就必然越来越猖撅。 朱元璋死后不久，这些祖训禁令对子孙就没有什么约束力了。明成祖因夺取皇位得力于以宦官充当耳目，对宦官便“久乃称肺腑矣”。英宗是太监王振一手抱大的皇帝，成人后便很自然地要依*王振处理朝政。永乐以后，宦官的地位也起了变化。他们由受吏部领导，变为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权了。宪宗时增设新的特务机构“两厂”一事，很可以说明皇权放大与宦官干政的内在联系。当时，已有特务机构东厂、锦农卫了。但宪宗仍疑心重重，怀疑身边的人和外间有勾结，便另设西厂，专门刺探外臣与民间活动，委心腹大众监汪直任头目，闹到天下知有两厂而不知有朝廷，只怕特务头子没直而不知有天子的地步。东、西厂之间也有矛盾。皇帝大可利用这些矛盾，监察控制官僚机构。宦官势力趁势发展。到明代末年，一体化调节能力完全丧失，最后土崩瓦解了。 综上所诉，只要有皇帝就会有宦官，只要有宦官就算有一两个好皇帝，最终宦官也会干政，加速王朝的腐败和破灭。 |
骑兵顾名思义就是骑马作战军队。其实长处在于有强的机动力能力和冲击能力。我国是世界上较早拥有骑兵的国家之一。我国在春秋时代以前作战以车战为主，步兵仅起辅助作用，兵车的数量多少成为军事实力的象征，基本没有骑兵这一兵种。到春秋时期步兵开始兴起，军队成为车步并重，各国的军队中有了少量的骑兵，同战车步兵混编，仅是一种无足轻重的辅助力量。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术的多样化及同北边游牧民族的战争需要，骑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正式登上战争舞台。所以我们的骑兵谈就从战国时代说起。 战国时代：（含秦代）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战争已经从早年的死板的兵车战术的正面战，转向更为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骑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出现了，当时各大国均建立了骑兵部队，如秦、赵等国均号称“车千乘，骑万匹”军队作战由步骑为主渐渐转变为车骑并重。进行最大变革的首先是赵国。地处北边的赵国，与楼烦，林胡，匈奴等少数民族为邻，深受其扰边之苦，而赵国传统的车步兵，在与灵活、快捷的胡人骑兵作战时十分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在国内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他声明“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削减军中的车兵，增加骑兵；要求改汉族传统宽袍大袖的衣服为胡人式的紧身服装，方便于进行骑射。从这里开始中原各国中骑兵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军队的一支主要力量。赵国也因为有了这支强大的骑兵，使之成为战国后期军事上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 战国时开始大量的使用骑兵作战。赵国以步骑兵攻林胡，楼烦“略地千里”，李牧用万余骑配合步车兵大破匈奴歼敌十余万。秦国也以骑兵精良著称，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用五千精骑截断赵军，对长平一役全歼赵军四十余万起到了关键作用。楚汉战争时刘邦也曾为了对抗项羽的骑兵而用秦国降将李必、骆甲为校尉训练骑兵；韩信在破赵之战（就是列背水阵那次）中也是用两千轻骑偷袭敌军大营。 战国及秦代的骑兵配有齐全的鞍鞯，但是没有马镫这对马上的格斗战十分不利，所以当时的骑兵主要武器为弓箭，作战以骑射为主，少量的使用青铜剑、戟作战。（劈砍时剑容易折断，以戟为主）并且这时已有专用的马甲出现。（用于保护战马的防具）从出土的兵马俑可以看出当时秦军已是采用车、步、骑混合编队，鞍马俑以持弓为主，戴小帽，穿紧腰窄袖袍，披短甲，足蹬短皮靴，装束便于骑射。这一时期兵法中也有了对骑兵使用的论述。《孙膑兵法》就曾说“险则多其骑”。 两汉时代： 进入两汉时代，迎来了中国骑兵发展的黄金时代，因为对匈奴等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骑兵迅速壮大，军队作战从以前的车骑并重转变为骑兵取代车兵，骑兵成为决定胜负的力量。 说到汉代骑兵的发展就该说匈奴骑兵，匈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全族均为能骑善射之士汉初处匈奴已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时刻威胁着汉朝的北部。匈奴人是典型的亚洲式轻骑兵，他们作为游牧民族，从小生长在马背上，长于骑射，他们马术精良，射术奇佳，只穿轻便的皮甲十分灵活。汉的晃错曾在《言兵事疏》中说匈奴有三大长处为汉军所不及：其一，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其二，险道倾厌: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其三，风雨罢劳，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这也就指明了骑兵较之车兵的较大优势，车兵只能在平原之上才能发挥威力，而骑兵在较狭小的地形也能做战，比车兵更为机动灵活。 到了汉朝时为了改变对匈奴作战的不利被动局面，汉朝大力发展骑兵，至武帝时已能运用十余万骑兵主动出击，对匈奴作战历时数十年，汉的名将卫青，霍去病等多次率数万骑兵，采用迂回包抄，深入敌后等战法大破匈奴。其公元前１１９年武帝以卫青，霍去病二人各带五万骑出击，以步卒数十万，马十余万匹转运辎重。霍去病部深入匈奴两千余里，大破敌军封狼居胥山（在今蒙古）而还，传为佳话（ 英雄业绩真是令人神往呀！） 这一时代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官马制度的确立，汉为了对抗匈奴，发展骑兵，建立了饲马的制度。汉文景时期颁行“马复令”用免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专管的马政机构。中央任命太仆（就是弼马温了）管理，在地方设有马丞负责。这些官员负责马匹的饲养以备军用。从汉初至武帝时即有厩马四十余万匹。这一制度保证了汉朝对匈奴作战的大量马匹的消耗。 在汉代骑兵发展壮大，成为军队的主力军种，取代战车的位置。兵种内汉代已经有了轻骑兵和重骑兵之分。轻骑兵基本无甲，武器以弓箭为主，配备较矮小的战马，重骑兵着甲，武器为戟，矛，环首刀等近战武器，配备高大的马匹用于冲锋陷阵。汉代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出现了更适于马上作战的环柄长铁刀，（就是环首刀了）刀脊厚，刃锋利适于劈砍，成为骑兵的重要武器。一般来说汉代的骑兵主要武器有：矛、刀、戟、弓、弩（臂张弩）等。这一时期骑兵作为机动兵力的战术也得以发展汉军在与匈奴作战中就大量采用了长距离奔袭迂回包抄作战。 三国，晋，南北朝时代： 这是一个战乱的时代，战争十分频繁，特别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骑兵的运用达到了更高峰，交战各方（主要是北方）都大规模的使用骑兵，骑兵成为战场上的最重要的兵种，我国的骑兵也发展到了重骑兵的时代。 这一时期总的来说北方的军力较南方强，北方各国多为少数民族政权，最初的军队均为骑兵，发展后步兵渐渐增多，但军队的主力仍为骑兵，作战时动用相当多的骑兵参战。如前秦的苻坚南下动用了骑兵二十七万；北魏太武帝侵宋时以骑兵六十万渡淮，直逼长江；梁魏钟离之战中魏军八十万中有骑兵二十四万。可以说这一时期骑兵战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 而这时期一大重要发展就是马镫的发明，我国最早的马镫在西晋中出土，可以说我国最晚在晋代就有了马镫。（可偏有人说马镫是欧洲人先发明的。）马镫可以说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文明。军事上，马镫的出现使骑兵的近距离格斗战更容易，（有了借力之处）并且有利于骑兵的长距离行军。（减少疲劳）能更有效的发挥出骑兵机动性好，冲击力强的优点。在西方马镫的发明，导致了中世纪西式重骑兵，骑士的出现。（一种大而无用的家伙）这一时期的骑兵以重骑兵为主，当时的重骑兵人马均披铠甲－甲骑具装。防护力很好对步兵而言有极大的冲击力。当时重骑兵的防护力很强，骑兵武器除了弓箭外，（不管什么时代，这总是东方骑兵的主要武器。）长兵器大量使用穿透力更好的骑兵用长矛即“槊”（也叫“矛＋肖”），而戟逐步被淘汰，成为一种礼仪用的摆设。而短刀也成为骑兵的制式武器，与前代的环首刀相比，这一时期的刀，刀体加宽，刀头由斜方形改为前锐后斜，更适于实战。 隋、唐、五代时代： 这一时期，骑兵已经确立了在军中的地位，在这一时代骑步并重，各国的骑兵规模虽不及南北朝时期，但是骑兵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受到较大的重视。 唐朝以武功开国，太宗李世民本人就善于使用骑兵，他著名的六匹坐骑被称为昭陵六骏。所以唐（特别是唐初）对骑兵的建设也是很重视的。唐从起兵始就建设完善自己的马政建设，以备军用。唐在边地多置监牧，属太仆管理，监牧马五千以上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以下为下监，置牧监使，对各监牧每年还要进行考课，自唐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所养官马达七十余万匹，置八坊四十八监，占田地一千多顷。 这一时期，骑兵装备战术发展并不大，但是已不象南北朝时代那样注重于重甲骑兵，军中虽仍有甲骑，但是基本上以轻装骑兵为主。主要发挥骑兵，作为机动兵力的优势，正面攻防更多依懒于步兵。 宋、辽、西夏、金时代。 这一时期，大量的北方游牧民族雄起，成为汉族朝的威胁，这些少数民族军队的精锐主要为骑兵，骑兵的发展也再度转入高潮。 首先说宋，宋朝在我国历史上武功极为不盛的一个朝代，因为在后唐，五代时期崛起的少数民族西北的产马地区，基本掉失，所以宋无论是通过在边地买马，换马，（用物资）或设置监牧等方法，始终都不能满足需要，所以从来都没一支强大的骑兵。到了南宋时更糟，连殿前司（即皇帝禁军）的骑兵都有五分之一的没马可用。（真是好可怜）宋朝喜欢摆阵势，所以骑兵也多半布置在阵中，基本上都是把骑兵布置在大规模的步兵阵周围做策应或掩护侧翼。如宋太宗的“平戎万全阵”就是把主力步兵结合战车，在中间布成密集阵势，反骑后布置在前后左右担任警戒和掩护。防御敌军骑兵的阵势。个人认为这到是与欧洲早年的骑兵运用方式象似，即以步兵方阵为主力，用骑兵来巩固两翼。事实上这种阵式，骑兵成了步兵的辅助力量，用于克敌致胜的是核心的步兵阵。 在北方先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都有较强大的武力。军队中以骑兵为主力作战。辽金的军队都很讲究骑兵的机动作战,，一般军中的正兵均配有数匹战马，（辽军一名正军有马三匹）机动力很强，如辽宋的幽州之战中，辽军就凭借当地平坦的地形和骑兵的机动力，先后将宋将曹彬，潘美各个击败。金兵也长于骑兵善于野战，史称“金之初起天下之强莫过于此”，金国有著名的拐子马，在作战时步军为正兵，以拐子马作两翼突击，在平原上对宋军作战有着很大的优势。 这一时代的骑兵，以北方少数民族骑兵为主，他们作战的主要武器为弓箭、马刀、也装备有狼牙棒等特殊的武器。（金国人似乎喜欢这种武器，当时有民谣：它有金兀术，我有岳元帅；它有拐子马，我有麻扎刀；它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当时的骑兵，开始偏向轻装，着少量甲，获得更大机动力，但是各国均还有重甲部队，如西夏的骑兵“平夏铁鹞子”（它的步兵叫“横山步跋子”）就以“乘善马披重甲”战斗力强著称。 蒙古时代： 这一时代，蒙古骑兵在敌人眼中成了恐怖的象征，蒙古人把骑兵战术推到了冷兵器时代的顶峰。长距离奔袭，迂回，包抄等骑兵的优势被发挥到了极限。 蒙古人实行百户、千户制全民皆兵，军官世袭。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战时自备武器装备出征，和平时期则是普通牧民。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蒙古人往往通过大规模的围猎来锻炼部队，对于儿童也从小就专门训练他们骑马射箭的能力。加上有成吉思汗，木华黎，速不台，拖雷等出色的战术家指挥。蒙古人成为当时世上最强大的军队，征服了前所未有的广大领地。在东方消灭了宋、金、西夏，在西方打败了花刺子模，征服了俄罗斯草原，打败了西方联军，一直打到多瑙河边。（如果不是蒙古大汗这时死了！还不知道打到哪呢！） 蒙古军队前期基本是骑兵，后期其野战力量也是骑兵。蒙古骑兵有着超强的机动力，一名士兵往往备有六匹以上的战马，轮换使用,往往一天可以前进近百公里。蒙古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弓箭，长年骑射的蒙古人能拉强弓，蒙古人的弓用混合的木料和骨头制成，具备很强的穿透力和很远的射程。能在高速机动中（甚至一边后退一边回头射击）准确射击的蒙古人能在短兵战前给予敌人极大的杀伤。因为蒙古人往往自备武器，所以在箭、马刀以外，士兵们还带有自己喜欢的武器如长矛、狼牙棒、绳套（套马用的，在战场上也能套人。）等。在防具方面，蒙古人以皮制甲为主，轻便坚固，虽然不象铁甲的防护力好，可是为其赢得了更大的机动力。值得一提的还有蒙古马，蒙古马虽然体型较小，不及阿拉伯，亚利安马速度好、体型高大，但蒙古马适应力强，耐粗饲，易增膘，寿命长，十分适合长距离行军，无后勤保障作战，这些马随处能找到食物，在草原地形能日行军五十至一百公里，可以终年使役。并且重要的一点是蒙古马的母马哺育期可产奶三至四百千克，这成为长时间在外作战，无需后勤保障的蒙古军的一个重要食物来源。（另外就是掠夺了）蒙古人是游牧民族，其人民生长在苦寒之地，对于恶劣气候的忍耐力极强，物质条件要求很低，有着一般农耕民族人民无法比拟的战斗力。（只不过要他们去潮湿，炎热的地方就不行了。如东南亚雨林中。） 明清及以后时代： 明清以后火器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随着专门的火器部队和炮兵的出现，骑兵的地位逐渐下降，明以后很少有作为主要战略力量的骑兵存在，就不再多说了。 明代的骑兵主要和其他兵种配合作战，并配有火器。（骑铁？）名将戚继光设立了车营就是一种步、车、骑配合作战的方式。明孙承宗的《车营扣答合编》中也对这种战术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还发展出了先以火器轰击（火力准备？）继以骑兵冲击步兵跟进的战法。（和拿破仑时代的战法像吧？） 到了清朝，清朝自以为以弓马开国，其开国时的女真，蒙古骑兵就是传统上的骑兵，没有什么发展，加上不注重火器的，使我国最终落到了被列强任意欺负的下场。当时已是火器的时代，骑兵地位就更低了。直到机枪，战壕组成的阵地战出现，基本上丧失了在军中的地位，逐步退出军事舞台。只到其后继者装甲机械化部队的出现，骑兵成为了一种历史，只在某些庆典礼仪场合使用。 冷兵器时代，得骑兵者得天下 |
新汉王莽当权，恢复西汉时期酒的专卖，为此，制定了详细的酿酒原料的配比，即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出酒率２２０％，这个比例与现在的也很接近。从中也可看出，酒曲的用量很大（占酿酒用米的５０％），这说明酒曲的糖化发酵力不高。 东汉末期，曹操发现家乡已故县令的家酿法（九酝春酒法）新颖独特，所酿的酒醇厚无比。将此方献给汉献帝。这个方法是酿酒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发酵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补料发酵法。这种方法，现代称?quot;喂饭法 。在发酵工程上归为 补料发酵法(Feed-batch fermentation )。 补料发酵法后来成为我国黄酒酿造的最主要的加料方法。<<齐民要术>>中的酿酒法就普遍采用了这种方法。 九酝春酒法就是在一个发酵周期中，原料不是一次性都加入进去，而是分为九次投入。<<齐民要术>>收录了此法，该法先浸曲，第一次加一石米，以后每隔三天加入一石米，其加九次。曹操自称用此法酿成的酒质量很好。故向当时的皇帝推荐此法。 <<齐民要术>>中的补料法除了上述的递减补料?quot;外，还有递增补料法 。如法酒第六十七国的__米酒法，第一次加料3斗三升，第二次加六斗六升，第三次加一石三斗二升，第四投加料二石六斗四升。最重要者应是根据曲热强盛决定加料量。 汉代开始采用喂饭法，从酒曲的功能来看，说明酒曲的质量提高了。这可能与当时普遍使用块曲有关。块曲中根霉菌和酵母菌的数量比散曲中的相对要多。由于这两类微生物可在发酵液中繁殖，因此，曲的用量没有必要太多，只需逐级扩大培养就行了。喂饭法的方法故在本质上来说也具有逐级扩大培养的功能。<<齐民要术>>中神曲的用量很少，正说明了这点。 据<<西京杂记>>:汉制:宗庙八月饮酎，用九酝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做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酝，一名醇酎 |
畜牧业在古代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秦汉时期，西部、北部边郡，地广民稀，水草丰美，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如《史记.货殖列传》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亦说：“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代在西、北地区，除大量官营畜牧业外，也有民间的私营畜牧业。随着畜牧业基地扩大，畜牧经济普遍发展，当时有些地方涌现出了以畜牧经营为主的个体专业大户，如据记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汉书》卷91《货殖传》。）“班壹避坠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故北多以‘壹’为字者。”（注：《汉书》卷100上《叙传》。）“（桥姚乘官府斥开边塞之机，恣其畜牧）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卜式者，河南人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注：《汉书》卷58《卜式传》。）“（马援）因地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注：《后汉书》卷24《马援传》。） 汉代畜牧业户生产有几个特点：首先，地区分布不断扩大，由西北逐渐向中原延伸。受周代以来的长期影响，使中原的一些地方亦开始发展畜牧业。如史称：冀州“畜宜牛羊”，豫州、兖州“畜宜六扰。”即适合于马、牛、羊、猪、犬、鸡等六畜的牧养。二是畜牧生产的品种、类别有发展。除马匹之外，还有牛、羊、驴、骡等。驴、骡是秦代之前中原所没有的品种，被视为“奇畜”。西汉中期后，乃“骡、驴、馲驼，衔尾而入，騨騱騵马，尽为我畜”（注：《盐铁论.力耕篇》。）。再者，当时畜牧专业户生产的规模大，数量多。有的“畜至谷量牛马”，有的“马牛羊数千群”，有的“马牛羊数千头”。汉武帝太初年间，为征伐大宛，发兵六万人出敦煌，“并有牛十万，马三万匹，驴、骡、橐以万数”（注：《汉书》卷61《李广利传》。）。这众多的牲畜，除官养的之外，有不少当是来自民间的私养。还有一点，就是专业户经营的目的明确，它不是生产自给，而是为了出卖，通过交换获利。如乌氏倮，擅长“畜牧”，将其牲畜“斥卖”之，购“求奇缯物”，乘间以献戎王。卜式畜养“羊致数千头”后，再“买田宅”。可见，他们的畜牧经营是一种商品生产。当时有“马侩”“牛侩”等畜牧经纪人，也说明畜牧的商品化走向业已明显。 马牛在畜牧类中有特殊地位和重要的经济价值。史称：“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注：《后汉书》卷24《马援传》。）“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注：《太平御览》卷837引《风俗通》。）又云：“匹马，匹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注：《晋书》卷26《食货志》。）当时，由于边郡长期战争，发展骑兵需要马匹；驾车运输和使用犁耕需要“服牛”；而祭祀肉食需要用羊。所以马、牛、羊等成为汉代的大宗商品，买卖现象极为普通。如据《汉简》记载：“元延二年七月乙酉，居延令尚丞忠，移过所县道河津关遣亭长王丰以诏书买骑马酒泉”（注：《居延汉简甲乙编》1703A。）；“□书曰：大昌里男子张宗责居延甲渠收虏隧长赵宣马钱凡四千九百二十”（注：《居延汉简甲乙编》2291，2292。）；“已校左部中曲候令史黄赏以私财买马一匹”（注：《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建设丞行为郡买马”（注：《湖北江陵凤凰山9号汉墓木牍、竹简》，见李均明等《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昭三年三月中卖牛一肩水金关□”（注：《居延汉简甲乙编》）；“出二百五十买羊一”（注：《居延新简》）。从《居延汉简》所见，当时市场上“买马”、“买骑马”、“买牛”、“买马牛”、“买羊”的记载不少，说明买卖频繁。 汉代，有关马牛等畜牧的市场价格记载不一，往往因时因地各异。就总体而言是边郡价格低于内地。边郡马价，据《居延汉简甲乙篇》记有“用马五直二万”，“其平宗马直七千”。《流沙坠简》有“一马直九千”（注：《流沙坠简》卷2《屯戍丛残考释簿书类》简五十六考释。）者。是知，每匹马在4000至9000之间。而内地马价，在战乱或灾荒年间，乃暴涨至一匹数万到数十万钱，甚至“马一匹值百金”，事见《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记》、《后汉书杜林传》、《后汉书灵帝记》等文献记载。牛的价格，一般比马价较低。《居延汉简》记有“用牛二，直五千”，“服牛二，六千 ”每头2500至3000钱。而《九章算术》记的牛价，乃分别为1200、1800、3700钱。羊价，据《居延汉简》记有：“羊二头，直五百”，“出羊一头大母子种从君巨买贾泉九百”，“出羊一头大母勒君兄买泉千”，“出二百五十买羊一”。《九章算术》：“羊一直金二十一分之二十”，“羊价五百”，“羊价一百五十”等，每头分别为250、500、150钱。从马牛羊的价格观之，各地相差悬殊较大。 为便于衡量畜牧专业户的经济效益，现依中等价格计算，假若马一匹为7000钱，牛一头为3000钱，羊一头250钱。则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的桥姚，共计收入可达1650余万钱。其资产多到惊人！至于有“马牛羊数千群”的班壹和“畜至用谷量马牛”的乌氏倮，其畜牧出售后，获利当更为可观。此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做了另一种测估方法。他说，拥有“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者，“与千户侯等”，即除去成本百万，年利收入20万钱。在其中的价格测算上，虽然和我们上面列举的例证略有不同，但这同样说明畜牧专业户的马牛羊，通过市场经销扣除畜牧税后，仍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即投资100万能获利润20万钱。 |
公孙氏割据辽东起自公孙渊的祖父公孙度。公孙度本是辽东襄平人，后跟随父亲到了玄菟，受到玄菟太守公孙琙赏识，助他就师学并娶妻。建宁三年（公元170 年）公孙度举有道，被任为尚书郎，后曾任冀州刺史，地位显赫，但受人谣言，又被免职。直到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当道，与公孙度同郡的徐荣推荐其为辽东太守，这时他才得以复出。到任后，公孙度立刻在郡中排除异己，树立威信，随后出兵攻打高句丽。此时，高句丽正当新大王伯固在位（公元126年至公元 191年），其在过往数十年内多次与汉军交战，攻掠汉边高句丽诸郡。至此时，始为公孙度击服，效力之。新大王于下一年（公元190年）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协助公孙度，一同剿灭富山贼寇。当年公孙度野心膨胀，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公然有独立于中土的行为。此后，公孙度遣柳毅越海并青州东莱诸县，命之为营州刺史，完全控制了今渤海和黄海的通道。公孙度又西败三郡乌桓，荡平辽东西界，东并玄菟、乐浪。为了牵制高句丽等国，他又嫁宗女给夫馀王，使之忠属于己。公孙度一时成为东北亚的霸主。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公孙度病故，其子公孙康即位。此时北方曹操正扫荡袁绍诸子，对公孙氏压力很大。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破袁谭，张辽率军顺势击溃当年公孙度所置营州刺史柳毅，夺取公孙氏的东莱。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大破三郡乌桓，屠柳城，袁尚等投*公孙康，后被康所杀献与曹操。在曹操强势之下，公孙康只能暂时表示臣服，后接受曹操授予的襄平侯、左将军。不过，当曹操把视野投向南方后，公孙康也明显活跃了。约公元209年，公孙康利用高句丽山上王伊夷模与其兄不和，大破高句丽军，攻陷高句丽都城，迫使伊夷模将都城迁到丸都。后来，公孙康又分乐浪郡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派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讨伐韩濊，由此乐浪、带方也兴盛起来。公孙康在用武力压服三韩的同时，也效法父亲的和亲收服政策，将宗女嫁给马韩中最有势力的百济，于是百济成为公孙氏属国。设立带方郡后，公孙氏在东北亚的影响达到了极限，此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各国及在今九州北部的倭各国（分属邪马台女王国）都附属于带方郡，所有向公孙氏的朝贡都由带方太守负责。到此时为止，濊貊成为化内之地，夫馀、三韩、倭都归附，高句丽、乌桓皆破败，公孙氏之威东北亚诸国无敢抗者。而且公孙氏数世领有辽东，天子以为其绝域，委以海外之事，于是便隔断东夷，完全切断了中土与各国联系，独断于辽东。这样，公孙氏复有各国为砝码，不惧中土王朝的威胁。 可能有人会感到困惑，辽东蛮荒之地，仅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怎么能够成为东北亚的霸主，三韩、倭、夫馀各国的宗主。事实上，公孙氏领地此时已经颇具根基。《后汉书》《郡国志》记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辽东、玄菟、乐浪（含后来的带方）诸郡户口数：辽东郡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W案：口数误，以一户五口记，当在三十二万口左右，有《晋书》《宣帝纪》谓司马懿平辽东时“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为证，此口数当脱去“二十”，为二十八万余）；玄菟郡户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W案：户数误，“一千”当为“一万”）；乐浪郡：户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万七千五十。共合计近六十万口。公孙氏雄张海东时户口必更多：一方面、有自然增长，依中国古代数千年的规律年增长率约0.12%，从永和五年至建安十五年即公元 210年，可增长8.7%，即约五万余口；次一方面、中原纷乱，士大夫及流民自然会流入相对中原安定的辽东，也会增加数万口；再一方面、公孙康等攻击周边小国，迫使旧民复出并抢掠异族为奴，也增加了人口。如《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载“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馀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综合来看，至襄平城破前，公孙氏所领当超过六十万口，甚或到达七十万口。再依照当时约略一比十的军民比例，公孙氏可以调动的军队也有六七万之众。 观看同期各国的状况，蜀汉被魏国灭亡时也就“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吴国灭亡时“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相比于吴蜀两国，公孙氏领地确实要小些，但是也决不弱太多，至少可以认为是同一量级的。当时高句丽仅三万户；沃沮五千户；濊二万户；马韩五十余国“大国万馀家，小国数千家，总十馀万户”；“弁、辰韩合二十四国，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总四五万户”；倭人少则千余户，至多邪马台国也仅七万户，总计在十五万户，但国家结构松散；仅夫馀八万户，较各国为多。在这种东北亚充满了小国的形势下，公孙氏很容易利用它们互相牵制，从而都划入自己的控制范围。 建安后期公孙康去世，其弟公孙恭立，无所作为。至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康子渊夺恭位。此时鲜卑慕容氏流入辽西，或许又与其发生摩擦，但也不是公孙渊的对手。公元229年，吴国的孙权称帝，正式与魏国对抗。此后，吴国也谋求海外属国和领地，多次派遣船队出海寻访夷州、亶州。但是东海外的大小各国基本都是公孙氏的属国，吴国几乎无从插手，于是孙权只好谋求与公孙渊的联合。有着吴国的支持，公孙渊的野心越来越膨胀，这就导致他最终也与魏国破裂，于景初元年（公元237年）自立为燕王。最终，魏明帝下定决定剿灭了这个在辽东、朝鲜存在了五十年的割据政权，慕容鲜卑和高句丽东川王位宫也参与了对襄平的讨伐。 |
东汉未年在我国诞生了三位杰出的医学家，史称“建安三神医”。其中，董奉隐居庐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杏林佳话；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理法谨严，被后世誉为“医圣”；而华佗则深入民间，足迹遍于中原大地和江淮平原，在内、外、妇、儿各科的临证诊治中，曾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尤其以创麻沸散（临床麻醉药）、行剖腹术闻名于世。后世每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医家，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华佗，字元化，出生在东汉未年豫州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县）的一个普通士族家庭，史载华佗约生于108年，卒于208年，享年百岁许。《三国志。华佗传》称：华佗“游学徐土，兼通数经”，并且“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病亦行差”。 华氏家族本是一个望族，其后裔中有一支定居于谯县以北十余里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华庄。至华佗时家族己衰微，但家族中对华佗寄托了很大的期望。从其名、字来看，名“佗”，乃负载之意，“元化”是化育之意。华佗自幼刻苦攻读，习诵《尚书》、《诗经》、《周易》、《礼记》、《春秋》等古籍，逐渐具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 在华佗成长的过程中，除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外，盛产药材的家乡也给他以不少的影响。谯县出产多种药材，如“毫芍”、“毫菊”，早已闻名天下。再加水陆交通较为发达，所以谯县自古就是一个药材的集散中心。至今在毫县的通衢大街上，中药材货栈比比皆是。幼年的华佗在攻读经史的同时，也留心医药，当地父老传说他曾在泥台店一带读书养性，学医识药。 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大多以出仕做官为荣。而华佗则不然，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终身以医为业，矢志不移。他青少年时期，正值东汉桓帝、灵帝之际，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纲不正，政出私门，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对百姓敲骨吸髓，疯狂榨取，人民陷入了深重的苦难之中，华佗目睹官场之腐败和苍生之苦难，决心弃绝仕途，以医济世。当时朝廷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华佗的品行、学识很为赏识，太尉黄琬要征辟他为官，华佗谢绝了，沛相也荐举华佗为孝廉，对此他也婉言谢绝了。这充分表明了华佗志向的坚定和品德的高尚。 华佗行医，并无师传，主要是精研前代医学典籍，在实践中不断钻研、进取。当时我国医学已取得了一定成就，《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相继问世，望、闻、问、切四诊原则和导引、针灸、药物等诊治手段已基本确立和广泛运用；而古代医家，如战国时的扁鹊，西汉的仓公，东汉的涪翁、程高等，所留下的不慕荣利富贵、终生以医济世的动人事迹，所有这些不仅为华佗精研医学提供了可能，而且陶冶了他的情操。 在华佗多年的医疗实践中，他非常善于区分不同病情和脏腑病位，对症施治。一日，有军吏二人，俱身热头痛，症状相同，但华佗的处方，却大不一样，一用发汗药，一用泻下药，二人颇感奇怪，但服药后均告痊愈。原来华伦诊视后，已知一为表证，用发汗法可解；一为里热证，非泻下难于为治。又有督邮顿某，就医后自觉病已痊愈，但华佗经切脉却告诫说：“君疾虽愈，但元气未复，当静养以待完全康复，切忌房事，不然，将有性命之虑。”其时，顿妻闻知夫病已经痊愈，便从百里外赶来看望。当夜，顿某未能慎戒房事，三日后果病发身亡。另一患者徐某，因病卧床，华佗前往探视，徐说：“自昨天请医针刺胃管后，便咳嗽不止，心烦而不得安卧。”华佗诊察后，说：“误矣，针刺未及胃管，误中肝脏，若日后饮食渐少，五日后恐不测。”后果如所言而亡。某郡守患疑难症，百医无效，其子来请华佗，陈述病情，苦求救治。华佗来到病人居室，问讯中言语轻慢，态度狂傲，索酬甚巨，却不予治疗而去，还留书谩骂。郡守原已强忍再三，至此大怒，派人追杀，踪迹全无。愤怒之下，吐黑血数升，沉疴顿愈。原来这是华佗使用的一种心理疗法，利用喜、怒、优、思等情志活动调理机体，以愈其疾。 华佗对民间治疗经验十分重视，常吸取后加以提炼，以治疗一些常见病。当时黄疸病流传较广，他花了三年时间对茵陈蒿的药效作了反复试验，决定用春三月的茵陈蒿嫩叶施治，救治了许多病人。民间因此而流传一首歌谣：“三月茵陈四月蒿，传于后世切记牢，三月茵陈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华佗还以温汤热敷，治疗蝎子螫痛，用青苔炼膏，治疗马蜂螫后的肿痛；用蒜亩大酢治虫病；用紫苏治食鱼蟹中毒；用白前治咳嗽；用黄精补虚劳。如此等等，既简便易行，又收效神速。 中年以后，华伦因中原动乱而“游学徐土”。徐州是江淮重地，有郡、国六，下辖六十二个城、邑，人口二百余万，首府为彭城（今江苏徐州）。民间传说他就住在彭城附近的沛国（今江苏沛县）。其实华佗的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徐州、豫州、青州、兖州各地。根据他医案中所及地名查考，大抵是以彭城为中心，东起甘陵（今山东临清）、盐读（今江苏盐城），西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南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南直至谯县（今安徽毫县），即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广大地区，方圆达数百平方公里。在行医的同时，为了采药他还先后到过朝歌、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彭城卧牛山、鲁南山区和微山湖。由于行踪地域广阔，又深入民间，华佗成了我国历史上民间传说众多的医家。 就这样，经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华佗的医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对此，《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有一段内容相仿的评述，说他善于养生（“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用药精当（“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针灸简捷（“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手术神奇（“刳剖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滴洗”）。所留医案，《三国志》中有十六则，《华佗别传》中五则，其他文献中五则，共二十六则，在先秦和两汉医家中是较多的。从其治疗范围看，内科病有热性病、内脏病、精神病、肥胖病、寄生虫病，属于外、儿、妇科的疾病有外伤、肠痈、肿瘤、骨折、针误、忌乳、死胎、小儿泻痢等等。 正当华佗热心在民间奉献自己的精湛医术时，崛起于中原动乱中的曹操，闻而相召。原来曹操早年得了一种头风病，中年以后，日益严重。每发，心乱目眩，头痛难忍。诸医施治，疗效甚微。华佗应召前来诊视后，在曹操胸椎部的鬲俞穴进针，片刻便脑清目明，疼痛立止。曹操十分高兴。但华佗却如实相告：“您的病，乃脑部痼疾，近期难于根除，须长期攻治，逐步缓解，以求延长寿命。”曹操听后，以为华佗故弄玄虚，因而心中不悦，只是未形于色。他不仅留华佗于府中，还允许他为百姓治病。公元208年，曹操操纵朝政，自任丞相，总揽军政大权，遂要华佗尽弃旁务，长留府中，专做他的侍医。这对以医济世作为终身抱负的华佗来说，要他隔绝百胜，专门侍奉一个权贵，自然是不愿意的。何况，曹操早年为报父仇，讨伐徐州的陶谦，坑杀徐州百姓数万人，尸体壅塞，泗水为之不流，接着又连屠取虑、夏丘诸县，所过“鸡义亦尽，墟邑无复行人”。徐州是华佗后期行医和居住之地，与百姓休戚与共，内心岂不愤慨！因而决心离开曹操，便托故暂回家乡，一去不归。曹操几次发信相召，华佗均以妻病为由而不从。曹操恼羞成怒，遂以验看为名，派出专使，将华佗押解许昌，严刑拷问。面对曹操的淫威，华佗坚贞不屈，矢志不移。曹操益怒，欲杀华佗。虽有谋士一再进谏，说明华佗医术高超，世间少有，天下人命所系重，望能予以宽容，但曹操一意孤行，竟下令在狱中处决。华佗临死，仍不忘济世救民，将已写好的《青囊经》取出，交狱吏说：“此书传世，可活苍生。”狱吏畏罪，不敢受书。华佗悲愤之余，只得将医书投入火中，一焚了之。后来，曹操的头风病几次发作，诸医束手，他仍无一丝悔意，还说，“佗能愈吾疾，然不为吾根治，想以此要挟，吾不杀他，病亦难愈。”直到这年冬天，曹操的爱子曹冲患病，诸医无术救治而死，这时曹操才悔恨地说：“吾悔杀华佗，才使此儿活活病死。” 华佗一生有弟子多人，其中彭城的樊阿、广陵的吴普和西安的李当之，皆闻名于世。为了将医学经验留传于后世，华佗晚年精心于医书的撰写，计有《青囊经》、《枕中灸刺经》等多部著作，可惜不传。 華佗弟子吳普著有《吳普本草》；李當之著有《李當之藥錄》；樊阿喜針灸。這三個弟子均成為有名望的醫家。 華佗在公元2世紀發明麻醉劑——“麻沸散”，是世界醫學史上一個偉大的創舉。他用“麻沸散”做全身麻醉，進行開腹手術。据《后漢書‧華佗傳》記載：“若疾發結于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可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間皆平复。”他是世界上第一個用全身麻醉做手術的人，比西方發明麻藥早1600多年。 華佗主張運動以治療疾病。据《三國志》記載，華佗曾對他的弟子吳普說：“人体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极耳。動搖谷气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之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体，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當導引。”他堅持体操運動是強身之本，認識到運動可以能促進血液循環，加快新陳代謝，并用自己創造的五禽戲治病：“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輕松，腹中欲食。” |
马钧是三国时期的著名机械制造专家，具有高超的制造技巧，发明和制造了织绫机、水车、指南车等多种机械，成为我国古代非常有名的机械发明和制造专家，为古代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马钧，字德衡，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人。生活在三国时代的曹魏时期，生卒年代不详。他从小不善言辞，说话不多，但是很喜欢读书、思考问题、善于动脑子，尤其喜欢钻研机械制造方面的问题；同时他又非常注重实践，勤于动手；这样就养成了善于吸收新知识的习惯，又有比较熟练的实际技能，为从事机械制造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早年生活比较艰辛、贫困，长时间住在乡间，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劳动人民，对他们的疾苦和繁重劳动有深切的了解和体会，因而他比较关心生产工具的变革，并决心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为老百姓服务，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马钧对机械的研究制造始于改革织绫机，织绫机就是织造绫的提花机，绫是一种表面光洁的提花丝织品，这是在我国传统的丝织品基础上发展起来一种比较高级的产品。我国丝织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商代就已经运用平纹织法和丝织法织造几何图形图案的丝织品。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已达几十种之多，品质也有很大提高，秦汉时期我国的丝织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现已出土这一时期大量的提花纹纱和以经丝显花的彩色织锦。丝织技术的发展得力于织造工具的进步，商朝已经出现平纹织机，周朝就出现了提花织机。在战国末期已经开始使用足踏织机。这是丝织技术划时代的成就，因为利用脚踏板作提综开口的装置，手就能腾出来投梭，手脚配合效率大增。到汉代，丝织机又有了重大改进，出现了一种新的提花机，即120蹑•120踪的织绫机，用这种织绫机60天才能完成一批散花绫，效率相当低，而且织机的构造和操作相当复杂。三国使用的织绫机已经比汉代有所简化，出现了50综•50蹑或60综•60蹑的织绫机。但是这种织绫机仍嫌复杂、笨重，操作不便，劳动强度高，生产效率低，织工辛辛苦苦织一匹绫子需要一个月的时间。马钧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改进，设计出一种更为简单、方便实用的织绫机，减轻工匠的劳动，织出更多的绫满足社会需要。为此，马钧对织绫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研究，对影响织机操作的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他发现绫的花色、图案有许多是对称重复的，利用这一点可大大简化绫机的结构和操作。为此，他进行了反复试验，最后把原有的织绫机一律改为12蹑，一下子使织绫机的结构简化很多，操作也更加方便，劳动生产率提高好几倍，而且织出的绫的色彩、图案、质量也有所提高。据说曹魏景初元年（公元237年），日本使者来访，魏明帝赠给日本大批丝织品，其中许多就是用马钧改进后的织绫机织成的。这种高效的织绫机很快就传播到其他地区，得到广泛应用，促进了中国纺织业的发展。 马钧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制成了久已失传的指南车。指南车又名司南车，是古代帝王出行时的先驱车，车上站一木人，伸展手臂指向南方，不管车子怎样转动，手臂总是指向南方，因此利用此车可以指示方向。这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发明创造，最晚在西汉时就已经出现，东汉时著名科学家张衡曾经再次制造指南车，不幸的是，到三国时期指南车再次失传，许多人已不知道指南车的结构和原理。魏明帝青龙年间（公元233一236年），马钧曾在京城担任小官职。有一天，马钧和一部分官员在朝房里辩论时谈到了指南车，他们为此发生了争论。当时在场的散骑堂侍高堂隆和骁骑将军秦朗认为：古书上关于指南车的记载是虚构的，不能信以为真，古代并没有制造过什么指南车。马钧则坚信古代有指南车，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说道：古代很有可能制造过指南车，只是我们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已；其实制造指南车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难，只要肯下功夫，认真钻研，是可以造出来的。他这一番话遭到了高堂隆和秦朗的讥笑，他们讽刺道：先生名钧，字德衡，钧是器物的模型，衡是用来定物轻重的；可你说话连轻重都不分，难道可以作为模型吗？（古代制陶器所用的转轮叫陶钧）马钧反驳道；空口争论有什么用！莫如试制一下，自然就可以分清谁对谁错，高堂隆和秦朗同意了马钧的要求，并把这件事报告了当时的魏明帝，魏明帝就命令马钧进行试制以明是非。马钧仔细研究了古书的简略记载，经过刻苦钻研，提出了初步设想，然后在许多工匠帮助下，进行了反复试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终于制成了指南车。高堂隆和秦朗在事实面前哑口无言，只好认输。马钧以自己的实际成果结束了人们的争论，赢得了众人信服，自此以后，全国都佩服他的才能和技巧。 在马钧之后，又有很多人制造过指南车，如南北朝时的大科学家祖冲之曾将一辆只有外壳的指南车予以修补，增添了内部结构。但历代史书关于指南车的记载都相当简略，缺乏具体的机械结构和原理，使后人难以进行仿制。指南车失传后，后人的制造等于再度发明。宋朝时，著名仪器专家燕肃于公元1027年，吴德仁于公元11O7年又先后重新制造了指南车。《宋史》对他们的制造方法和指南车的内部结构作了比较详细、明确的记载，根据此书人们知道了历代指南车的大致结构。解放后，中国历史博物馆根据历史文献复制了指南车的模型，陈列在中国通史展览厅，在参观历史博物馆时就可以看到。根据文献记载和今人的研究，指南车的结构和原理大致如下：指南车有两个直径为6尺的轮子，两轮之间的间距也是6尺，每一车轮的内侧都有一个带24个齿的小齿轮；车中有一个带48个齿的大平轮，轮中坚一立轴，轴上有一本人；在大平轮和车轮边的小齿轮的上端有一小平轮，小平轮由一根绳索通过滑轮和车辕的后端相连。当车直行时，车辕的前端和后端方向没有变化，两边的小平轮悬在大平轮和小齿轮的上端，大平轮不转动，竖轴上面的小木人手指正南方不变。当车向左转弯时，车辕前端向左，后端则向右偏，这样系在车辕后端的绳索就会左紧而右松，右边的小平轮就在铁坠子的重力作用下沉，嵌人车上的大平轮和轮内侧的小齿轮中间，与二者的齿轮互相咬合；如果转子向左转了90度，车子的右轮就会向左转90度，同时向前转动半周，轮侧的小齿轮则向前转动12齿（半周），小齿轮带动小平轮相应向左转12齿，小平轮则带动大平轮向右（相反方向）同样转动12齿，转动的角度恰好为90度，大平轮竖轴上的木人同样向右转动90度，抵消车子的左转，使木人始终保持指向南方，指南车设计的关键是大平轮和小平轮的自动离合。这种巧妙的设计代表了我国古代机械设计和制造的高超技艺。 马钧制造的另一种有名机械是用于农业灌溉用的翻车，这是我国古代灌溉工具的重大革新。我国在东汉以前的主要提水工具有两种，一是桔槔，一种是辘轳。桔槔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应用，它的结构为：在井旁的树上或木架上用绳子固定一根横木，横木的一端系桶，另一端坠个石块。当桶向上提水的时候，由于运用了杠杆和坠石的作用，比较省力和方便。辘轳比桔槔又前进了一步，它主要是利用轮转原理进行提水，特别适用于深水井。但这两种灌溉工具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只能间隔地由低处向高处提水，不能连续运动，因此效率比较低，也比较费力。马钧住在京城洛阳的时候，看到城里有一片地可以种菜，但是因为地势比较高，难以解决引水灌溉问题，为此马钧经过查阅古书，深入研究古代的灌溉工具，经过不断试验、探索，设计制造了一种新的灌溉机械--翻车。 据史书记载，在马钧以前的大半个世纪，东汉的毕岚曾经制造过一种翻车，但这种翻车是用来取河水喷洒道路的，能否用于灌溉，史书没有记载。而马钧所造的翻车则是可以直接用于农业排灌，它结构精巧方便，可连续不断地提水，轻快省力，连儿童都能转动，效率比其它提水工具高出许多。因此，翻车出现以后，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迅速得到推广，并沿用了1000多年，直到今天在我国一些地区仍然可以见到。在近代水泵发明之前，翻车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提水工具。后来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不断改造、更新，又出现了以畜力、水力、风力等作为动力的牛转翻车、风转翻车和水转翻车，它对于灌溉农田、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作用。 马钧制造的翻车，因为当时缺乏详细记载，具体构造已经不得而知。元朝王祯《农书》中有关于翻车的明确记述，并绘有翻车图；清代麟庆所著《河工器具图说》记载了翻车的结构。由以上两书我们可知翻车大致结构为：车身用三块木板拼成矩形长槽，长槽长约2丈，宽约4到7寸，高约1尺；在长槽一端安装一个比较大的齿轮轴作主动轴，主动轴较长，两端各安四个拥木作为踏板；在木槽的另一端安装一个比较小的齿轮轴，两个齿轮轴之间装上龙骨叶板作的木链条，木链条上拴上串板，穿过长槽。使用时，使木槽斜置在水边，小轮轴一端浸入水中，人站在架子上，踏动拐木，带动大轮轴，串板就会在槽中刮水而上，到槽端将水排出，再沿长槽上端返回水中。这样就可以把水从低处送到高处，实现连续灌溉。 马钧制造翻车不久，有人给魏明帝进献了一种叫百戏的木制模型（相当于现在的木偶）。这个模型造型精美、设计巧妙，可惜已经不能活动。魏明帝就问马钧，能不能想法让他活动起来，并且要比以前更加巧妙，马钧很有信心地答道：可以。于是魏明帝就让马钧对百戏进行改进。为此马钧对百戏的结构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进行分解以了解了其中的每一个零件，同时参阅了历史上的有关文献，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基本设想。马钧首先用一块木料做了一个大轮子，平放在地面上，用水力驱动旋转；然后在轮子上放置许多木人，设计一套传输装置使木人活动起来，表演各式各样的节目，如乐工们击鼓的击鼓，吹策的吹萧；歌女们或放声歌唱，或翩翩起舞等。马钧还设计出不同的模型，可以表演不同的节目。如山岳模型，只见有的木人在山间跳丸《古代一种杂技，以手搓丸，双手交替进行）、掷剑，有的则爬绳倒立，木人进进出出，一派山村娱乐形象，又有百官行暑模型，有的木人在春米磨面，有的则在斗鸡杂耍，动作复杂、灵活多变、栩栩如生。这就是古代有名的水转百戏。可惜这种机械已经失传，古代记载也比较简略，我们已无法知道它的具体结构和设计，但是可以设想，要使那么多的木人不断活动、变化，其中的机械结构一定相当复杂和巧妙，展示了马钧高超的设计思想和卓越的制造技巧。 马钧还善于制作兵器，有许多独到的设想，只可惜当时的统治者不重视，有不少设计未能付诸实施。当时，魏、蜀、吴三国之间经常打仗，有一次，诸葛亮率兵攻打魏国，使用了一种新式连弩，可以连续发射几十支弩箭，威力比旧式大许多倍，魏军感到颇为惊奇。后来魏军捡到一支，让马钧观看，马钧看了之后认为：虽然连弩很精巧，但不是最好的，还有改进余地，如果他来进行改革，效率还能提高5倍，只是马钧因故未能实施制作。三国时官渡之战，曹操曾使用一种发石车攻击袁绍的阵地，这种发石车可以抛出大石块攻击敌人，有一定威力。但是这种发石车也存在某些缺陷，如速度较低，只能单发，不能连续射出等，因此如果敌方在城楼上挂起湿牛皮，就能拦住发石车抛出的石块。因此马钧对此进行了改进，设计了一种新的攻城机械--轮转式连续抛石机。他打算制造一个竖直绕轴转动的大木轮，在轮子的边缘用绳子拴上几十块大石头，然后用机械带动大轮迅速旋转，轮边的悬石也跟着一起旋转，等到旋转速度很大时，切断系石的绳索，石块就会连续不断发射出去，攻击敌人的城楼，使敌方来不及防御。马钧曾经用车轮和几十块砖瓦做试验，在车轮边拴上石块，结果砖瓦连续飞射几百步远（1步合1.45米左右），威力很大，这证明他的设计是可行的。但是这种设计却遭到地图学家裴秀的讥讽和发难。马钧的朋友、文学家傅玄很赏识他的才华，支持和理解他的设想，并为他多方活动，希望能找到一个支持马钧进行试制的机会。傅玄向安乡侯曹羲推荐了这一发明，但是曹羲以马钧不善言辞，讲不出其中的道理而加以拒绝；傅玄又进行了耐心的劝说，说道：马钧先生制造的是国家需要的精利兵器，官兵正等着急需，只要费一点木材，找两个人就能制造出来，何不试验一下，以免埋没了有用的东西。在傅玄苦口婆心的劝导下，曹羲才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把情况转告给主持军事的武安侯曹爽，但是曹爽却没有理睬这件事。所以马钧的设想始终未能变成现实，这是令人遗憾的。为此马钧的好友傅玄感叹道：试验一下，本来是极容易的事，可是象马先生这样有名的巧人尚且不被重视，更何况那些怀才的无名之辈呢！后人一定要记住这个经验教训啊。 马钧在机械设计和制造方面的才能当时就已闻名于天下，受到人民的钦佩。他的好友、文学家傅玄称赞他是天下之名巧，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时写道：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这是对马钧的恰当评价，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马钩是古代机械制造专家的杰出代表，他的功绩和名字将永载史册，为后人所铭记。 |
公元711年，阿拉伯骑兵越过直布罗陀海峡，杀入欧洲。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几乎同时学会了使用马镫。马镫不但使骑兵和战马更好地融为一体，而且使骑兵的双手彻底解放出来，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兵器。这样，骑兵就成了冲击力极强的 “人体枪弹”。当时有谚语说：“一个骑在马上的法兰克人能把巴比伦城墙冲个窟窿。”骑兵的崛起，逐渐替代了步兵在战场上的统治地位。 长矛是中世纪骑士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长矛的矛杆由坚硬且有韧性的木材制成，一般不少于2．5 米。矛尖由钢铁制成，为菱形或柳叶形。有的矛尖下端有横突出来的“矛翼”，使长矛不至于因为刺入敌人身体太深而拔不出来。有的长矛手柄处还有一个圆环，可以使骑士在遭到敌人冲击时不会长矛脱手。 行军时，长矛斜扛在右肩上。准备进攻时，竖起长矛，将底端垫在右马镫边，或者置于马鞍特制的凹槽上。进入进攻距离后，骑士将长矛从马脖上方的一侧伸出，指向敌人。除持矛刺敌外，长矛有时候也可以抛出去刺杀敌人。 剑与长矛一样是骑士必备的武器。中世纪的剑大约长94厘米左右，其中包括10厘米长的剑柄。与矛相比，剑除了近战与步战的功用外，还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骑士们常常在剑的横档、剑柄上镶嵌宝石，或圣人遗骨、血块、遗发等，以求神灵保佑。如果某骑士有辱于骑士声誉，其领主可令手下人当着这名骑士的面将他的剑毁掉，以示驱逐。骑士死后，佩剑往往被挂在他的墓碑上。 骑士的自身防护依*盔甲和盾牌。锁子甲是当时最好的铠甲。锁子甲由数千个小铁环相互穿套而成，结成保护全身的“铁布衫”。其下摆前后开衩或左右开衩，以便于骑马。到了公元1200年左右，还出现了可以与锁子甲连在一起的锁子甲手套，手背由锁子保护，拇指与其余四指分开，掌心用布或皮革制成。有的锁子甲在重要部位还加厚到两至三层锁子。有些大贵族喜欢在锁子甲上镀一层银，或者罩上一件银锁子甲以示华贵。 到14世纪，由金属板制成的铁叶甲逐渐替代锁子甲。铁叶甲的铁叶由铆钉或铁绞链联在一起，身体的全部，包括手和脚都罩在铠甲之中。表面光滑的铁甲可以更好地防御弓箭和长矛的攻击，但骑士必须为此付出负重的代价，因为铁叶甲比锁子甲平均重20磅左右。 与铁甲相配的，便是骑士的头盔。按形状，骑士的头盔分为圆顶形、平顶圆筒形和罐形等，往往整个头部、脸部都被罩住，只在眼前留条缝隙，面部的鼻、嘴处则呈鸡嘴状或狼嘴状凸出。在不打仗的时候，面部护甲能转到盔顶或旁边。 盾牌是骑士进行自身防护的另一种重要工具。中世纪的盾牌分圆形、长方形、鸢形或三角形等。盾牌一般固定在左前臂上，除持盾牌外，左手还可以操纵马缰。中世纪时候，骑士盾牌上的图案各具特色，许多家族的徽章图案均由此产生。 作为骑士，最重要的行头当然还是要拥有一匹高头大马。优良的战马必须胸部宽厚，背至臀部宽且平实；头骨前面窄，侧面骨骼棱角分明，颚骨削瘦；耳朵小，鼻孔大，眼睛清亮有神；脖子要能像 “弯弓”一样昂起；马蹄边缘整齐清晰，大小与马腿的粗细长短及马的重量都比例适度。 中世纪的时候，声名最隆的马匹是西班牙种战马，其次是加斯科尼战马，再随后是匈牙利、叙利亚和罗斯马。马的颜色大都凭骑士喜好，总体来说，纯白色的马被认为最为高贵。这也是姑娘们把心目中的情郎喻为“白马王子”的原因。骑士与马的关系既是战友又是伙伴，以至于当时的骑士小说必须有关于马的情节。为了表达对战马的爱惜之情，有的骑士在平时行军途中只骑一般的马，只在战斗时才骑乘自己的战马。 在赛马比赛中一匹马的重量大约是1500磅。而中国历史上骑兵的极盛时期是元朝，骑兵部队主要装备有弓箭、马刀、标枪、战斧等。 马的体质又分为： 湿润型马：这种马皮下组织发达，肌健、关节明显，肌肉比较松弛。这类马的性情多迟钝，不够灵活。挽马中较为多见。 干燥型马：这种马皮下组织不发达，关节、肌健的轮廓明显，皮肤较薄，被毛短细，性情活泼，动作敏捷，多见于轻型骑乘马。 细致型马：头小而清秀，骨量较轻，皮薄毛细；性情灵敏。 粗糙型马：头重、骨粗、皮厚，毛粗长，多见于草原上的马。 结实型马：头颈与躯干的结合匀称协调，躯干粗实，四肢骨量充分，全身结构紧凑。 事实上，很少见到单一体质类型的马。一般都是以某种类型为主的混合型。如：湿润粗糙型和湿润细致型等。干燥细致型多见于乘用马。而我国的蒙古马、哈萨克马多属粗糙结实型。伊犁马和三河马则多属于干燥结实型。 马的气质是马对周围事物敏感性反应到它的精神上的表现，在养马学上称为马的悍威。由于马的神经活动类型不同，所以悍威的表现也不同。 烈悍：神经活动属强而不平衡型。对外界刺激反应强烈，易兴奋暴燥，不易控制和管理。往往因性急而无益地消耗精力和能量，持久力差。这种马多见于轻型马中的公马。 上悍：神经活动强而灵活，对外界反应敏感，但兴奋与抑制趋于平衡。这种马听指挥，能力强。 中悍：神经活动稍迟钝，对外界刺激不敏感，易调教，工作性能好。较好的役马多为中悍。 下悍：神经活动以抑制为主，对外界刺激不敏感，性迟钝，工作不灵活，工作效率低。使役较重的地方品种和部分重挽马多有此表现。 马是个性很强的动物。马的外表显得很温顺，很安静，但在马的内心深处那种强烈的竞争意识是其他动物所不及的。马在与同类的竞争中有着累死也不认输的性格。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在战争中，许多马并不是在枪林弹雨中倒下的；而是由于剧烈地奔跑而累死在战场上的。 马对人的态度好恶分明，它在同人的接触与合作中有着十分苟刻的条件。首先你必须能够驾驭它，而在这个过程中，仅*勇敢是不够的；还要有技艺，要向马展示你的智慧，然后才是你的抚爱和关心。如果人迎得了与马的合作，马会对人产生深深的卷恋。 如果用拟人的手法表述马；它是最具贵族气质的生灵--宁静的内心、高贵潇洒的气质和勇于献身的精神。 在马的种类上有： 阿拉伯马是最漂亮的马，血统为热血，产地中东，尽管速度不如纯血马，但它具有极大的耐力和高雅的气质。它是纯血马的基本血统。体高1.42米-1.50米。 纯血马是世界上速度最快、身体结构最好的马匹，勇敢、敏感、个性倔强，血统为热血。最佳的赛马，娇贵，不适合其它用途。17世纪繁衍于英格兰，由阿拉伯马、西班牙马、加洛韦马杂交。体高1.50米-1.70米。 汉诺威马是德国竞赛马中的领先者，它是跳跃马和盛装舞步的表演马。它有异乎寻常的力量、华贵而正确的动作和特别良好的性格。它是由纯血马、荷尔斯泰因马、特雷克纳马的后代。体高1.62米左右。 阿克哈-塔克马（汗血宝马）是世界上最神秘的马匹，属热血马，产地为北部欧亚大陆，它具有无穷的持久力和耐力，它是长距离的骑乘马，也是跳跃和盛装舞步马。体高1.52米左右。 塞拉.法兰西马是法国的温血马，是欧洲各种竞赛马中最坚强和最多用途的一种。它具有高度勇敢的性格，适合跳跃、并能够在越野赛和各种比赛中进行竞争。体高1.60米。 阿帕卢莎马是美国的温血马，是印第安人以西班牙马培育的后代，它是育种和休闲的马匹，现在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跳跃和赛跑，它以持久力、耐力和良好的性格而著称。体高1.42米-1.52米。 腓特烈斯堡马是丹麦的的温血马，它是高雅而积极的骑乘马和高品质的军用战马主要来源。体高1.53米左右。 奥尔洛夫快步马是前苏联的温血马，它是一种体形高而轻的马匹，它的肌肉非常有力，整体比例关系很协调。体高1.6米左右。 布琼尼马是前苏联培育出的温血马，常作为军马。它具有较强的持久力和耐力，身体高大强健，但四肢和关节较差。体高1.6米左右。 不全，同好可补充。 |
大约在3万年以前，我国就发明了弓箭，这是机械方面最早的一项发明；说明人类开始使用复合工具，弓是利用人在拉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力量，以瞬间爆发的形式将箭弹射出去，这说明人类已经具备了机械储存力量的知识。正如恩格斯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和箭是使用时间最长的古老兵器，弓箭可以远射，原始人有了弓箭，就比较容易获得猎物，也可以制服那些凶猛的野兽了。后来，部落之间发生战争，弓箭就成了重要的兵器。最早的弓是用单片的木头或者竹子做的弓背，用动物的筋制成弓弦；箭是一头削尖了的木棍或竹竿。 春秋时期出现弩，控制射击的弩机已是比较灵巧的机械装置。弩弓的发射原理是相同的，比弓箭射得远，杀伤力强，并克服了拉弓时体力受限制而不能持久得弱点。到汉代，弩机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宋应星（1587～1644（？））的《天工开物》在卷十五《佳兵篇》中记述了测试弓弦弹力大小的方法：“凡试弓力，以足踏弦就地，秤钩搭挂弓腰，弦满之时，推移秤锤所压，则知多少”，方法十分巧妙。该书在我国失传300年，于1926年才由日本找回翻印本 汉代的远射兵器以弓和弩为主，但使用的箭已大量采用铁制的镞，从西安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的兵器观察，箭镞中铁镞的数量超过1000件，同时出土的青铜镞的数量，只及铁镞的1/10左右。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箭镞，共达四百四十一枚，其中只有七十枚是青铜镞，其余均用钢铁制造，钢铁镞与青铜镞的数量之比，为5.3∶1。用钢铁制造消耗量大的箭镞，也表明当时钢铁兵器生产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至于青铜镞，也还沿用到东汉时期，主要是三棱锥状的镞，常装有铁铤，当时习惯称为“羊头镞”。 弩在汉代军队中，其重要性超出弓箭，特别在边防的烽燧守御军队中，强弩是主要的远射兵器。汉弩的弩机，由弩弓、弩臂、弩机三部分组成。弩机由青铜或铁制成，包括牙、牛、悬刀三部分。在弩机外面加装了一个青铜机匣，称为“郭”，可以承受更大的张力。同时，为了提高命中的精确度，在一些弩的望心上加有刻度，用于瞄准，具有近代步枪的表尺作用，是一项重要的改进。 根据操作方式分为：臂张弩、腰开弩、蹶张弩。臂张弩是仅依*人臂力张弓置箭的弩； 腰开弩是以坐姿同时利用臂、足、腰之力张弓的弩。使用时将身平坐地上，以弩平放面前。左右脚掌俱揣入拇内，紧接弩劈，撬上腰钩，钩住弩弦。两手拉腰钩索，两脚掌往前一蹬。劈体往后一倒，一齐用力，其机自起，挂住钒构；“蹶张弩”又称“踏张弩”。一种依*臂力和腿力结合，来张弦发射的强弩。他的形体比擘张弩大，弩弓长约1.6米，木臂长约70厘米，弓干较厚实，一般由多层木片或竹片复合胶粘而成。弩弓的强度较大，光*臂力是无法拉满弓的，需要*臂的拉力和脚的踏蹬力结合来张弦。为 了让腿脚参与张弦，在它的木臂中段，系装有韧绳。张显示，将绳套在脚上，两手拉弦上机扣，站立、坐都可以。战国时期蹶张弩已在战场上出现，它的射程超过830米，在射程内，蹶张弩发出的件都能穿透敌人的胸膛。当时，用这种弩装备的韩国士兵，能以一当百，称雄一时。汉代至明代，蹶张弩有较大发展 汉弩有一石至十石等规格，这些规格的形成表明机械制造标准在汉代已初步确立。弩机上留下了作工、锻工、磨工等的名字。汉代的弩强度按石来划分，其中大约引满一石弩需27-30公斤的力量。而十石弩最强又被称为黄肩弩，大黄力弩。只有十分强壮的人才能使用。 曾经李广被围，李广令士兵们引弓不发，他自己以大黄连续射杀匈奴裨将多人。匈奴兵将大为惊恐，纷纷被李广的神勇所镇住而不敢妄动，直到第二日，汉军主力赶到，李广军得以解出重围。加之李广射虎的故事，可见李广的神勇和汉代弓弩的利害 有关诸葛连弩的早期记载主要集中在《三国志》及其注释之中。 《诸葛亮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注引《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皆出其意，即指诸葛亮的创意、构思、设计，而由他人具体制作。 《三国志•杜夔传》 注引傅玄序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先生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今若马氏所欲作者，国之精器，军之要用也。费十寻之木，劳二人之力，不经时而是非定。难试易验之事而轻以言抑人异能，此犹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难尽之物，此所以多废也。马氏所作，因变而得是，则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无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试为衡石。废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见诬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于是安乡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试也。此既易试之事，又马氏巧名已定，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后之君子其鉴之哉。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西晋镇南将军刘弘是中国史载观亮故宅第一人。他曾亲眼见过损益连弩是不容置疑的。 刘弘在观亮故宅时却有物应机，大器无方，通人靡滞，大德不常。……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的感叹。 宋代《玉海》卷一五十《唐静塞弩》条说：张云《咸通解围录》：南蛮有执旗者傅城发静塞弩，贯之。西蜀弩名尤多，大者莫逾连弩，十矢谓之群鸦，一矢谓之飞枪，通呼为摧山弩，即孔明所作元戎也。此资料说的是唐时西南民族中还在使用一种弩，当地百姓叫他摧山弩，据说就是当年的诸葛连弩。唐宋时期，西南民族中涉及诸葛亮的类似传说甚多，可信度较差。 从以上文献中可初步受到以下六点启发：1，诸葛亮曾创制了一种连弩，在当时十分先进。这连弩有两个基本数据，一是能连发十矢，二是矢长只有八寸。2，陈寿给诸葛连弩定了一个性，即损益。后面本文将进一步讨论此问题。3，马均为著名科学家（曾改进前人所造织绫机、百戏木偶，曾再次发明已失传的指南车、发明翻水车），当他看见诸葛连弩时，首先是大赞其巧，可见它与以前的连弩实有大别，其次是认为还可演进为连发五十矢。希望朝廷立项，让他试验并推广，结果未引起重视。这就为后人研制诸葛连弩提供了极重要的线索。4，傅玄（217--278）为魏末晋初的 的著名思想家，官至荼骑常侍，封子爵。他认为，马氏所欲作者，国之精器，军之要用也。费十寻之木，劳二人之力，不经时而是非定。从侧面可看到对诸葛连弩的高度评价。5，傅玄还认为：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对朝廷未能批准马均立项，重新研制诸葛连弩感到非常遗憾，甚至非常气愤。这或许是诸葛连弩在诸葛亮身后不久就失传的主要原因。6，刘弘身为大将军，对兵器非常熟知。弩机的发射功能由二矢齐发，到三矢齐发，再到十矢齐发，只是量的变化，无质的飞跃。从战国至晋，二矢或三矢齐发连弩已广泛使用了几百年，刘弘应为司空见惯。而刘弘看见诸葛连弩时，却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称其为神弩。这说明诸葛连弩是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的弩种 |
关税 在汉代，关税属于通过税性质。包括内地关税和国境关税两种。内地关税是指对通过主要关卡的货物的征收；国境关税则是指同匈奴等民族通商贸易所征的税。 秦汉以前，设关的主要目的是检查行旅货物，以纠察违法行为。但是关卡之多，为各国商旅所不便。秦统一全国，为商业交往开通了道路。汉初，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以沟通各地财货，活跃城乡经济。文帝时，把关也撤掉了。景帝四年春，因吴、楚、赵、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联合发动叛乱，又复置诸关，但没有说明收税之责。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才有明文记载，在武关设官收税，不过税率不高，所收的钱，也不列入国家财政，仅供“关吏卒食”，所以财政意义不大。发展到东汉，关税日显重要，征收也较繁苛。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歪上台时下了一个诏文，指出关津加重征税，于商民不便，今后要减轻关津之税，恢复十一税率。可见，东汉末年，关税税率已超过百分之十。至于同匈奴设关贸易，主要是为维护民族关系，是否课税，如何课税，税率高低，有无优免，等等，史籍没有记载。 |
是一种为了增强到年龄的年轻人的自负心和责任感而举行的仪式。在古代礼仪中把男人的成人仪式叫做冠礼，是结发髻，戴冠的意思；把女人的成人仪式叫做笄礼，是挽着发稽插上笄的意思。 说明 冠礼和笄礼出自儒教的礼教，在我国与家礼一起引入后固定下来。在儒教人的一生要经历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冠礼就是四礼之一。冠礼在我国施行在<<高丽史>>上首次见到。 随之还有光宗;睿宗;毅宗时期为王太子举行的冠礼，那时冠礼主要在王室和士大夫的家里举行，到了朝鲜时代，以<<家礼>>为基础逐渐传播到一般庶民层，施行冠礼的时期和节次如下。 我国历史上各民族成年仪礼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加冠、受笄、穿裤、换裙、纹身、染齿（或凿齿）等，其中以加冠最具代表性，被视为成年仪礼的代名词，并列为古代四礼之一。但成年仪礼后来逐渐被淡化。 （一）冠、笄之礼 古代成年仪礼，主要是“冠礼”和“笄礼”。冠礼，即男子的成年仪礼；笄礼，即女子的成年仪礼。囿于男尊女卑偏见，古人在言及成年仪礼时，一般只称“冠礼”。 冠礼素为儒者所重。“朱子曰：‘男于年十六至二十皆可冠。’司马温公曰：‘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责成人之礼。盖将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行于其人，故其礼不可以不重”。 明代万历、隆庆年间任过惠安知县的叶春及，即称其施政以“四礼齐民”，而冠礼位列四礼之首，并特地手定冠礼四条为乡约，要惠邑百姓严格遵守。但是作为人生四大仪礼之一的成年仪礼，在封建社会后期已逐渐淡化，叶春及知惠安时，即指出当时社会上已出现了“三加不举”的无礼现象。 所谓“三加”之礼，乃举行冠礼过程中的三道重要程序。据民国四年《南安县志风俗志》载，古时男子行冠礼时需穿戴的服饰甚多，包托冠中、帽子、幞头、衣衫、革带（古代革制的腰带）、鞋靴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头上所戴部分，即首加之“冠中”，再加之“帽子”，三加之“幞头”。三加之后，理发为髻，以示成人。 此外，还需另起个名字，即“字”’，只有冠而字的男子，才具备择偶成婚资格。（参见《生育礼俗命名》） 至清乾隆年间，各地遵行古礼不一，从各县旧方志中所记载的风俗来看，大概只有安溪所行礼制较为近古：“冠昏（婚）丧祭，风俗攸关。安溪为朱子过化之区，遵家礼（即《朱子家礼》）旧矣；然贫富不一，奢俭顿殊，城邑乡村习俗，不无各别。今以冠礼言之，惟官行三加之礼为近古，若乡村庶人，于将昏（婚）之前，只用一加之礼，择吉延亲友之具庆者为滨相，冠毕，拜祖先、父母。是日以米粉为丸，奉祖先，馈亲友。”而永春、德化等县则“冠礼久废”。 成年女子所行之笄礼，时间或在十五、六岁时，或于订婚以后出嫁之前，如果一直待嫁未许人，则年至二十岁时也要行笄礼。例如清代前期安溪“女子将嫁之前，择吉行笄礼。母为主，延诸母之有德者为梳发、戴冠，加簪（笄），着嫁时服。祝词大约以孝顺宜家为勖，乃字”。 （二）做十六岁生日 大约自清代开始，泉州人就把男子之冠礼推移至要结婚成家时才与婚礼同时举行，且大多只行一加之礼。如今，男、女的冠、笄之礼仅作为一道例行的小手续，保留在婚嫁仪礼中，而且十分简化，只要于结婚当天早晨，双方各请一位福寿俱全的长者，分别用木梳在新郎、新娘的头上象征性地梳三下就行了，俗称“上头”（参见《婚姻礼俗,冠礼、笄礼》）。 因此，在当代泉州民俗中，只有十六岁生日，才可称得上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成年仪礼。 泉俗视男于16岁为“成丁”，因此是岁的生日仪式比较隆重，家里要备上三牲寿面，前往宫庙酬神。在德化，有些人家要已“成丁”的儿子拜神佛为父，并宰猪谢天。是日要设筵请客，外婆家则按例送成年衣帽鞋袜、鸡蛋、寿面、雄鸡等，为外孙祝贺。 自廿世纪80年代以来，泉州家长为子女做16岁生日日益普遍，且大摆宴席；亲友所送贺仪也逐步升级，有手表、金项链，自行车，摩托车等。 |
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战车是指专为作战使用的各种战斗车辆的总称。它由原始社会晚期木板圆轮式陆上运载工具演变而来，除了辎重车和特种攻城车外，主要有商周车战时代用来乘载士兵作战的木质战斗车辆，以及宋代以后装备各种兵器的战斗。 据文献记载，我国在远古时代已有车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战车使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今河南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之战中，就动用了三百乘战车。到了春秋时期，战车发展到鼎盛阶段，千乘之国已不稀罕。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在城濮（今河南濮阳，一说今山东鄄城濮阳集）之战中，双方各出动了七百乘战车。到春秋末期，有的诸侯国拥有战车达四千乘以上。春秋战国之际，虽然由于步骑战兴起，车战地位逐渐下降，但各诸侯国拥有战车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直到汉代初年，战车在战争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车战时代的战车，在形制构造上大同小异。商周时期战车的形制构造，不但在《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还有出土实物可资考察。它们一般是独辕、两轮、长毂；车舆（车厢）是横宽竖短的长方形，门开在后方；车辕后端压在车厢和车轴之间，辕尾稍露在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附两轭，用以驾马；车体都是木质结构，通常在重要部位装着各种青铜制的车器，目的在于增加车身的坚牢度，便于纵横驰骋，在一般“错毂”交战中不致被损坏。 车战时代的马车由两马或四马驾挽，以四马为主。从殷墟出土的车马装具可知，大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商代武丁时期，每乘四马战车的编制装备已经制式化。按当时规定，每车编左中右三名甲士。左方的甲士持弓箭射远，称车左，是车首；右方的甲士执戈或矛同敌击刺，称车右；居中的甲士称御者，佩剑一把。在通常情况下，车上装备五件兵器，称作“车之五兵”。《考工记》所记载的“车之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舆侧的固定位置，供甲士临战使用。兵器的这种装备方式，具有长短兼备、远近结合的特点。不过战车装备的兵器也并非千车一律，种类和多寡稍有不同。 到西周时期，为适应作战的不同需要，战车的分类已经越来越明显。据《周礼·春官》记载，当时的战车已分成戎路、轻车、阙车、苹车、广车五大类。戎路也称戎车，是国君或统帅乘坐的指挥车。轻车便于往来驰骋，是攻击型战车。阙车负责警戒和补充缺损的战车。苹车是一种防御性战车（据郑玄注“苹犹屏也”），可互相联结成屏障，以抵挡或阻滞敌军的进攻。广车兼有攻防作用，主要用作防御。 西汉以后，步骑兵逐渐取代了战车兵，作为车战时代的战车，便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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